海南棉纺崖州布

发表于 2017-5-29 09:50:09

海南棉纺崖州布

周长征

海南棉纺织，并不是黄道婆最伟大的创举，% o0 L& I" I  B+ ]5 O
　　她却以“先棉神”的血肉之手，
. M' H" g( G! l4 B 　　把棉布传播：中原以及全世界。/ ~" Q0 V% V( R2 q& ^
　　使遗存崖州布在人们的记忆里，, b; D' J- `" Y5 T' }% G
　　重新唤起，曾经是
$ V7 i) c4 m  E& n 　　在农耕文明的土地上，3 ], o: T& v3 e) _# n+ x
　　几千年前，黎族人的智慧和古崖州人. J2 ]8 X9 {- }" W7 V
　　心血凝聚的影子。
% e0 u2 P; h7 }/ ]! `* k( F 　　——题记
　　近年，在英国《独立报》评选出的“改变世界的101项发明”中，小小的纽扣名列前茅。因为这个日常生活中并不起眼的小物件，却方便可靠的固定了蔽体的衣服，从而大大解放了人类活动，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在日常物质生活中，我们也不乏这样的物件，而常常习惯忽略和遗忘这样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海南棉纺崖州布这个话题，曾经以其特有形式欣然地进入世界的崖州布，却又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世界。
　　早在元代元贞年间，即1295年至1297年。海南棉纺崖州布纺织技艺，经黄道婆返泸后，在松江地区进行改革其“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大大提高了纺织效率，把崖州纺纱的单纺车改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三繀脚踏纺车。比英、德国等早有四、五百年的时间。这一贡献，不论是对松江，还是中原大地，乃至全世界的棉纺纱技术，都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并且使海南棉纺崖州布成了世界科学史上久论的课题。
　　处于起源地，我们当有文化觉醒的精神，和无可推脱的责任，挖掘、保护、弘扬曾经出现在身边而即将消逝的文化。
　　往常，我在多少个日落回家。发掘、收集一点滴的一寸一尺的各种崖州布，和崖州棉纺原材料及一些工具物件作为样本，探索崖州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其中的迷茫，得到海南本土文化主要创办人袁金华老师的点拨，在以史籍和历史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从另一层面，加深对崖州布的认识，进行新的思路，做一些似乎是毫无相关的问题，主要讨述有：
　　一、崖州考记" @) m7 H- y/ }+ p$ Y" V8 k; ~3 ]* N
　　二、海南棉纺织的起源9 }" M" h+ D6 T% y; l5 k
　　三、棉纺崖州布的种类
" b* A( D  F4 } 　　四、崖州被2 U" ?2 D% T& B: Q: L6 s
　　五、黄道婆
8 ~- {0 L& C' A; `1 D0 N- W 　　六、结语

发表于 2017-5-29 09:51:00

一、崖州考记2 [" m, C0 B* r) m! m* |3 O0 i. i

1 x* d! g0 l% }2 O- M, I# Z 　　海南岛。
　　四面环海，地理特别，既封闭又落后，但物产极为丰富。渐就成了历代流民远离烽火的理想安居之地，却也成了朝野视线中，远离中原文化的荒蛮边陲。《汉书》最早就有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千里”。面积3.4万平方千米的海南岛，历代王朝都设置郡州县治体制管理。从公元前110年，西汉元封元年汉武帝刘彻在海南岛上，设立“儋耳、珠崖两郡，共领16县”始，郡州县治历经七百多年，至唐武德五年，即622年，唐改州县治。由于中原移民人流不断地迁入，开拓土地范围有所扩大，生产力也逐步提高，促使历代王朝的郡州改治，易名与置废的不断演变。而每一次郡州改治，都是王朝对地方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及生产力概括的总体结算管理。
　　据历史资料记载，“唐武德五年，即622年，唐高祖李渊置崖、儋、振三州、隶高州总管府，崖州领舍城、文昌、澄迈、颜卢、临机五县‘儋州领义伦，昌化、感恩、富罗四县；振州领吉阳、宁远、临州、延德四县。”
　　又，唐元贞五年，即789年，“在琼山初置琼州下都督府，领琼、崖、儋、振及万安5州22县”。
　　上，所涉及的崖州，是唐朝时期海南的一个州治，在琼北珠崖郡瞫都故址上，即今海口市龙塘镇博潭村。唐宣宗时，李德裕被贬至崖州为司户，有诗“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这里提到的“崖州”，同样，指的就是琼北珠崖郡瞫都地方。
　　珠崖郡的改治和演变，在南北朝元嘉八年时期，即431年，梁武帝改置为崖州。《隋书》有“珠崖郡梁置崖州，统县十，户一万九千五百户”，至隋大业年间，即606年至617年，“隋炀帝又改置珠崖郡，领十县”。又至唐武德五年，即622年，又改置珠崖郡为崖州。
　　因此，唐代被贬谪官员，从中原流放到“崖州”或“琼州”，指的都是海南岛。而“贬振”，则是到了琼南地区。
　　振州，是唐朝在琼南地区设立的最高州治，也就是后来的崖州。
　　其改治演变，由前朝的珠崖郡下领的临振县，到了隋朝时期，被扩大体制，“隋炀帝大业六年，即610年，开置珠崖郡，又置儋耳、临振二郡”，临振郡至唐武德五年，即622年，“唐改隋临振郡为振州，治宁远县”。宋开宝五年，即973年，宋才正式改振州为崖州，这就是后来一直沿用的琼南崖州名称。
　　虽然，后又几度易名，至明洪武二年又复“崖州”，清代承治，民国元年，即1912年才废其直隶州治，改为崖县，建国后，1954年因迁县于三亚，原崖县至此才终结了州县治的历史。
　　海南在地理上，中南部是山区，崖州地带沿海都是平原台地，自州治东南滨海，州西滨海一带，有众多的天然良港，如琊琅港，石头港，至三亚港、南山港、保平港、大蛋港、番坊港、头铺灶港、龙栖港、石牛港、抱龙港、罗马港、望楼港、黎白港（白沙港）、岭头港等。
　　在生产力相对并不发达的古代海南，全岛整遍地区交通十分困难，有“东西南北路不通”的史料记录，使在那个出行基本靠行走和车马的时代，港口成了最为便利舟船往来各地的主要通道。自秦汉代时，中原就开通了海道，与中国南海及马来半岛等地区有了直接往来。但是，在古代航海方面，由于受到诸多航海上技术条件的限制，通常只能循海岸线各个天然港口停靠航行。至唐代，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进一步得到提高，开展了规模性的远航，“海上丝绸之路”也得到了发展。向东南亚、西亚以及远渡欧洲各国等地进行贸易和联系，海南便成了过往船只的必经之路，沿海港口，也利于停泊船只补给，或中转避风，也利于船只修整，或择定航向。
　　况且，琼西南及崖州地带沿海港口众多，舟船濒繁往来，也促使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发展，相对也较为迅速。且汉代起，琼南一带地区，就已设县通商贸易。有乐罗汉代朱庐古县，佛罗白沙河隋唐延德古县。它们热闹了一阵子，大抵也过了几百年，郡州改治，又废。至宋代，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物质生活、经济等多方面有了充分的发展。海南独特的热带作物槟榔、棉花及南药、沉香、五色藤、崖州棉布、盐、珍珠、玳瑁等各种珍贵木材，都通过沿海港口，源源不断输往中原内地和南洋邻近邦国。同时，也更好地营造了一个给中原内地移民人流南迁提供良好的条件，至使人流在各个朝代都不断地来到海南岛。他们“或官或贬”、“或兵或商”、“或因天灾人祸”，几经历代，已因“久假而反客为主”，相继古越族入琼后，在海南地域上扎根主居的社会群体。他们同时也带来了较先进的劳动技能和多种文化元素，包括有许多手工业者，“唐代以前，海南的手工业，尤其是琼南古崖州地区，仅在纺织、制陶、酿酒、晒盐、建筑等方面，…………均属家庭手工业，产品多为自给自足”。明代时期，依托航海和商业贸易的加快发展，海南沿海地区大致的情况，是手工业再次充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有小群体独立单元的手工业作坊，其实，都是人性喜欢把自己的本事，带到自己的世界里，并在享受环境的同时，重组自己技能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生计所迫和社会的因素。
　　再看闽广移民人流，多数主居在崖州州治、水南、保平、中灶、九所、罗马、乐罗、包旺、官村、抱岁、望楼、黄流、佛老、孔汶、赤龙、佛罗、新坡、丹村、白沙等一带村庄，商贸也有了小规模发展的模式，这时期，地方商会也相继形成，如白沙河谷现存的佛罗“南海会馆”石匾，“佛罗市”字款一百斤大铁权等文物，都是琼南商贸史最好的佐证物。
　　况且，琼南沿海岸各地的村庄，都有官道（路）畅通铺舍、驿站等。
　　这些地区，就文化而讲，其形成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合了当地的历史，自然环境和地域人文因素，并逐渐趋向稳定成琼南地域性文化。苏东坡《伏波庙记》有“自汉代以来，珠、儋、崖、万（州）或置或否，…………自汉至五代，中原避难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斑然矣”。
　　不仅如此，琼西南及古崖州的社会经济繁，也经四区、五区扩散到比邻的感恩一带，甚至到今东方境地，使文化的融合，有了一个文化认同的前提。
　　据《崖州志》“唐代振州（即崖州），下领宁远、吉阳、临川、延德四县”，其境地“东北界陵水，西北抵感恩，南距大海，北接定安、儋州。东西广三百五十里，南北袤一百里至二百三十里”。
　　崖州的四区和五区。四区“东至龙栖岭与中区交界。北至乐安城后之只浩村，距海二百二十五里”。
　　五区“东至望楼水，与西一区交界。西至佛罗市，距城一百五十里，与感恩县交界”。所住居民多为汉人。“而黎不受州县统治，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居“山凡数十重，每过一重，稍有平坦之处，黎人即编茅居之。或数十家、数百家聚为一村一坊，亦名一弓，有众至千余人者，为大村，其小者仅数家屋宇。迁移不常，村落聚散靡定，所耕田在是在是，日久地瘠，去而之他，故村峒土名，数年间迁数易，其他不可考也。其山则深林密菁，有行二日二夜不见天日者；或悬崖阻绝，毒水瘴雾，无径可通。”也即琼南崖州汉族移民“民人所居，惟环海一线而已，其余皆居黎山”。

发表于 2017-5-29 09:52:25

二、海南棉纺织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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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海南岛上的黎族，是最具有发明创造性的聪明群体。
　　自古以来，他们就有采割草物编织的技能和传统。始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到捕捞技能，再到后来趋向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其劳动过程，往往都有助于发明创造出极陋简工具的可能，于适从社会日常物质生活的原始条件。首先，出现编织一些简单的草件来完成采集劳动的过程。作为一个时期活动的过渡前奏，在新石器晚期的原始陶器上，也曾发现附有不经意遗留的草编纹装饰。其实，就是原始社会物质生活中一个结构印记。可以想象，当时生存的群体，在制作陶器时，先用草物编制成陶范来完成陶器制作的稳定性，待柴火焙烧后，草编器范烧掉了，编纹就印附在陶器上，这就是原始陶器饰纹的开始。却也证实了草编技能很早就在人群生活中存在，并开始被广泛应用。
　　比如，蓑衣是以草物编织的，其保留着古老传统手工技艺的延续，在体现出黎族群体聪明智慧的同时，让我们不难理解，在很漫长的历史里，黎族惯于生活在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环境中，通过频繁接触和使用植物材料，逐渐积累了有关植物纤维特性的经验，对植物纤维的软、硬、粗、细、长、短和柔韧程度，以及在采集和加工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为出现新型的纺织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在人们进一步加深了解纤维材料对原始纺织的应用，和清楚的认识后，从而产生文明程步的提升，并有一个日趋发展、演变成为纺织于生活穿戴上的需要。
　　虽然，黎族是最早发明和使用树皮制布的群体。始是制作树皮幅为布，有专家对此界定非纺织制作。却已是纺织始来的显现。由其发展到，人们懂得并熟练将刮下的树皮煮熟晒干，再撕成细丝搓拧成线，用来织布，缝制成衣服等。
　　这一古老的传承，由于海南岛在地理位置上，偏远中原文化和有高山峻岭阻隔，致使黎族群体在数千年来能长久地延续保留，并且在一代又一代中传承了其原有的原始纺织工具和技能。即使在棉纺织的兴起之后，树皮麻织仍然在部分方言区域里继续流行。这种状况，只在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往往具有制约文化变异的可能，而区域在一定范围里被阻断，或人群极少交游界外，恰恰是为提供了延续和保留其原始文化元素处于稳定状态的因素。这种保留，是社会日常物质生物结构中仅能体现出十足鲜明地域文化的个性。从挖掘发现的现存杞方言黎族麻衣、麻襜、麻被、麻布等多种麻织物，以及纺织的麻料、麻线，便可窥其一斑。
　　2013年3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陵水桥山遗址挖掘，曾发现出土古人使用纺织的小陶纺轮，说明早在新石器晚期，海南黎族妇女就已经懂得使用柔韧的植物纤维加工丝线和纺织技术，而且一直惯于使用简单的纺轮、踞腰织机等原始纺织工具进行麻纺织和棉纺织。陶纺轮，其形制和后来发展使用的纺锤十分相近。古代传统的纺锤，一般使用纺杆和纺缚组成，纺缚是可用陶质、木质、骨质或铜制成的小圆盘，中间有孔。也有使用方孔钱替代圆盘的纺锤，其作用主要便于手捻纱线。
　　看国内的纺织史，在中原地区，最始都是从麻织、丝织、毛织再到棉织的过程。就丝织的起源，据冯盈文《汉字与服饰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或更久远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殷至商时代，古人已经熟练撑了养蚕、利用蚕茧、缫丝织布。并且一直成为纺织的主流”。历经几个朝代，到了汉代，丝织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人们还能够利用植物染料出五色绒线，织出五色彩锦。
　　而处于偏远边陲的海南，黎族群体在其封闭的山区里，很早就懂得使用树皮制衣，并在极其漫长的劳动生活中，逐渐积累了利用植物纤维加工纺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黎族群体里妇女的纺织技术日趋成熟。除了使用各类野麻等纤维为原料纺织，还懂得利用海南岛上生长的木棉和野棉进行加工成线，纺织棉布。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的记载，记述黎族当时已具备纺织木棉技能的史实。其实，在西汉，海南棉纺织技术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产的棉纺织物广幅布，十分精美，也达到上贡的首选。据《后汉书》记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这对中原正处于以丝织为主流的时代，棉纺广幅布成了足弥珍贵的品种。
　　作为特产上贡，海南的自然资源是主要的。首先，棉花的来源，对于用劳动技能和智慧来完成的杰作，无疑是海南黎族群体伟大的创举和骄傲。
　　海南西南部地区相对较干旱，气候湿热，土质多沙，宜于棉花生长。岛上原生的棉花，主要有二种：
　　一种是木棉树，属海南热带阔叶林落叶乔木型树种，二、三月份满树盛开红花，被称为“红棉树”或“攀枝花棉”，黎语有“吉好”、“贝好”、“只好”、“好”等叫法。
　　另一种是灌木棉，属野生灌木型的中棉树种，一般高有三米左右，叶大花少，棉花产量也不高。常年生长于山丘坡野中，也适植于平原台地。黎语有“吉贝”、“贝”、“只贝”的称叫。
　　基于木棉所产棉花纤维短，碎。很少单独纺线，一般多与灌木野棉花混合使用。主要用于织制被单，而野生灌木棉产量低，却是纺纱织布制衣裙的主要原料。西汉时期上贡的广幅布，基本上，都是海南黎族妇女使用灌木型棉花，通过精堪的棉纺织技术，织造出来的质地精良织锦。此别，除了使用细麻，野棉、木棉、还使用蚕丝纺织，并且在胜于运用细麻，野棉和蚕丝混合拧纱方面，却是具有世界性的而被遗忘的一大创举。
　　由于海南本土生长的木棉棉纤维短、短碎，灌木中型野棉棉花产量也不高。造成棉花资源的不足，从而导致黎族棉纺在发展历程上的局限，一直都处于家庭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但生产出来的木棉布却是最早的天然绝缘品。
　　新品种——棉的引入，给黎族棉纺织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从黎族棉纺织锦文化层面看，有包布、花带、腰带、头巾、上衣、桶裙、棉被等棉织物，品种十分丰富。黎族妇女通常要完成一件桶裙或锦被织物，除了采棉、去籽、要拧丝线，并选用植物染料、矿物染料等多种天然染料进行丝线染色、加工、整理、纺织。由于纺织工具十分原始和操作传统的手工技艺，效率很低，多则一年，少则也有半年时间。织物的图案也极尽鲜艳精美，或繁或简，表现有其社会生活中的情趣，又富有其民族特色。且在各个地理区域上，海南黎族又分有美孚、杞、润、哈、赛五大方言体系，致使各方言传统的手工织锦，在样式上、色彩上、图案上，都有各自的特点，是可以区分其不同血缘关系的方言部落群体的重要标志。使“黎族纺织以一种独有的、堪称楷模的方式为中国棉纺织传统，同时也为世界手工技艺遗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发表于 2017-5-29 09:53:45

外来的棉，原产于印度和南美，为一年生草本植物，一般株高1.5米，果实如茧，产棉丰富，且棉纤维又十分优良。国内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宋兆麟对些曾有论述“我国种棉织布在宋元时候才流行开来，但是棉花是外来的，又是先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的，其中海南就是传入棉花的南路码头。黎族是我国最先种植棉花的民族，又是发明和使用树皮布的民族，因此，黎族在中国纺织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但从考古史上看，1979年4月，在新疆发现、挖掘出土自东汉至唐代的棉布与棉布制品共十批。《农史研究》也记有“在吐鲁番发现晋代墓葬中有已碳化的棉籽，经鉴定属非洲棉”。
　　考古学界又从中原商周时期的一些青铜器与蒙古高原以及欧亚草原民族器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推断中原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和外界有了往来。
　　又据古代航海史，秦汉时代，中原就开通了海路，兴起“海上丝绸之路”，与外界有了联系和往来。说明中原很早就对外有贸易和文化交流，特别是在海南地区，其具有海上门户的交通便利，为棉的引入和种植有着十分悠久历史的事实。
　　像黎族棉纺织一样，崖州棉纺织很早就以其新型的方式在琼南地区逐渐形成。据考古挖掘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有棉纺崖州布样本，说明自汉代起，琼南古崖州地区的汉族移民已经懂得织造出质地精良的棉布，与黎族广幅布一起泊出。主要因素是“崖州气候和土壤适宜棉花种植，是国内最早的棉产区”（见《纺织史话》所载）。
　　又，《汉书?高祖纪下》有秦，即公元前214年，征发所谓“罪人”，“赘婿”以及商人共约50万人防卫于五岭，“使与百越杂处”，其中，有部分人到达海南岛，和黎族融合生存。并有可能已学会了黎族棉纺织技术。至唐代，输出的“振州斑布”已经很有名了。其使用的纺织木车与黎族传统使用的席地坐式踞腰织机不同，古崖州棉纺织使用的木车是汉台式脚踏提综高架斜织木车。琼西南及古崖州地区历代移民多来自广东福建的汉人，其中，不泛有多种手工业者，受“中原农耕文明”的影响，有可能也有许多从事纺织业的手工业者，他们“久假而反客为主”。
　　从文化层面解读，古崖州加上属处特殊海岛的影响，促使其文化的形成，具有热带岛屿的文化特征。
　　现存的古崖州民居，特别是四区、五区古民居建筑，包括石雕、木刻，字匾等木做琼南古家具，都是最具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元素，而且已日益珍稀了，但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直接构成威胁的将是无数的废墟和灰烬，只留给我们有无法回顾的可能。还有古崖州服饰、民俗等生活形态，在上承中原文化元素的同时，又分化、渗合在海岛热带人文历史元素中，在生活物质结构上，重组其独立的文化体系。如从中原唐风中带来的诗韵，也在此蔚起，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即用客语方言咏唱、格律也较严谨且自成一体的崖州民歌。古崖州棉纺织也如此，从最始兼有种桑养蚕、织丝织调的局面，见《崖州织女谣》民歌有“绸缎绫罗光见影，替织给人做嫁妆”。到由于“桑蚕织绩”织物产量低和纺织丝绸技术难度大，适应不了日益增多起来的社会要求。“人织斜纹侬亦学，织巧织奇机上装”，因此，种桑养蚕织丝织绸便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广泛流行的棉纺织技术。从崖州一带，延伸到四区、五区，也即今乐东的外区，基本上，都是家户户纺纱织布的生产模式，一直到建国后，都有传承。

发表于 2017-5-29 09:55:17

三、崖州布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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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纺崖州布，在汉代史籍中有“织贝” ，唐时有“振州布”之称。今在琼西南及古崖州地区，特别是在四区、五区民间中，能有记忆起来的，也都叫做“咱室布”或“足布”。“咱室布”只在琼西南及古崖州地区民间生产，并作为一个让前人熟悉的词汇，咏唱它在已经逝去的时光里曾经给多少人遮风御寒了多少代。
　　崖州布棉纺织的时间很早，据考古挖掘湖长沙马王堆汉暮中发现就有崖州纺织棉布样本。其使用的棉纤维，都是岛上盛产本木棉花和野生灌木型中棉花纤维，有二者混合纺织的，也有单独只使用野生灌木型中棉棉纤维纺织的，这种野棉纤维较本木棉花棉纤维长，容易上手。
　　在后来的汉唐时代，外来品种草本棉引入和种植，提高了产量且优良的棉纤维，为棉布的纺织生产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这时期，人们使用棉花通过传统的纺纱织布，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棉衣料也十分普通流行，输出的“振州斑布”也已经很有名了。
　　宋代，崖州地区纺织纺织出来的棉布品种已经丰富多样。《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十一年，销往京师一带的棉织品种中，就有“海南白布”、“海南棋盘布”、“海南青花布”、“吉贝布”、“吉贝纱”、“吉贝花布”等多种。
　　崖州布，主要通过汉台式脚踏提综高架斜织木车来纺织，布宽大致都在32厘米至39厘米，且品种也较为繁多，有“织奇织巧机上装”的生产模式。在纺织工艺上，一般有单布、双布、花布、高丽布、吉贝纱、巾布、手帕、被面等。在织绣工艺上，品种又有坐褥、桌裙、崖州被，挂联和贺帐（包括大帐、小帐）。
　　其中，单布即小布，只使用单纱织成，质薄，又双布双纱，织成的棉布质地密实；花布则使用先染好色的综线，通过经纬线搭配织成，花纹各异，品种也丰富，有斜纹花布、指甲花布、胡椒粒花布、柳条花布、格井花布、青白花布、青绿花布、斑布等等。高丽布，高丽巾布却是布面纵向辨状，纱纹凸起。据史籍，其织法源自高丽国引进的纺织技术，今已不可考。
　　此外，还有棉丝混合纺织的品种，称为“兼丝布”或叫“紬”。有棉麻纤维混织的“二春麻布”。都是在用线上，以经线使用丝或麻线，纬线则用棉线一起纺织而成的布匹。也有以白棉线为经和染好红色的棉线作纬线纺织的混红棉布等等。清末民国，西方机器的传入，棉纺织机械工业首先在中原沿海地区兴起，工业丝线开始大量流行，替代了民间传统手工拧线纺纱的劳作。但在海南琼南地区仍然保留有以家庭纺织模式的生产力。这时期的棉纺崖州布具有较密实平滑的质感特证，质地沉，并有一个可区别的叫法，是“车子线布”或“团线布”或“番惠布”。
　　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崖州布曾一度以“土布”的特质，盛行于琼南一大片地区。这与数千年来中原的农耕文明将小农业与传统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无不相关。崖州棉纺织技术在所谓“仅耕、织足矣”的主流上，家庭专事男耕女织的固定生产模式，成为社会需求结构价值的一面，更促使其纺织技能进一步有所提高，棉纺织物的生产，也得到了多方面的细化。除了素色线纺织，有色线纺织到绣纹；布染也十分流行，方法多种多样，所用染料，一般都是植物染料和矿物质。
　　植物染料有些都是使用其根、茎、皮、叶、花、果。其中，不少值物染料本身就是民间中药。如染料靛蓝使用的大青叶，就具有消炎祛湿的功效。因此，将布料通过植物、矿物染料染出各种颜色，不但在不同程度上能体现出人们一定的审美情趣，更对人体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和有益健康。况且，历来都有土布能养身的说法。
　　在染法上，有浸染法和煮染法等，通常所见的捏缸锅，是浸染法的一种，染色时，一手持干白布在缸外，一手将白布徐徐浸入缸中，边抓边捏，反复多次，待到颜色均匀饱满，然后捞出凉干，又重染，直到色起为止。
　　有的布料，染色后，还要进行固色，主要是再经过用牛皮煮水或用米汤浆过，晒干。有的则要再舂光。舂光，就是用布包住一头稻桶，在翻倒的石臼底上桶布。这样可使被舂布质既结实，又光亮平滑。从目前已挖掘发现琼南民间实物清代衣布中有舂光的样本，包括靠近平原山区哈方言黎族自织的素面棉布长裙。就说明，黎汉很早在制布染色上，已有很深的渊源和文化融合。且在琼西、南周边山区，还有许多地方的黎族群体都有交易崖州染过黑色或黑蓝色的布料，于供做上衣使用，并且极普遍。主要都是以黑色布料为主。“黑”色在族群中代表朴实吉祥，又可辟邪，是棉织品的基本色调，也有以黑蓝作衣料底色的。
　　此外，通过染媒染色，还使棉布染色的效果及种类变得更加丰富，对于加固色泽，从而增强染色效果具有很大的作用。如实物样本中出现的染过猪血的双布等。况且，在棉纺织的崖州布中，除了花布类之外，都是白色的棉布，素有“海南白布”之称。“海南白布”用做衣服底料，还要通过染成多种色布，常见的有黑、黑蓝、淡蓝、深蓝、草绿、天青、淡青、粉红、大红等多种颜色。

发表于 2017-5-29 09:58:34

四、崖州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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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崖州被，是古称，也叫“大被”。因为绣有龙凤图的比较多见，便被今人定为“龙被”。其在琼南古崖州四区、五区民间常有“绣被”的叫称。也有在东方一带境内人叫“挂公做被”和“花被”的讲法。
　　崖州被织造始于唐宋，终止于民国时期。由于其色彩、图案、时代工艺不同，款式也多样化。常见的一般都是三联幅组成一套，质地厚、质量也精良，宽约有1.4米，长约有1.7米不等。构图典雅，色彩鲜艳，做工精巧，针法多样。正中图案多出现绣有龙凤图，或鱼跃龙门，或麒麟图等，主图周围及被的上下端又点缀有各种吉祥花卉纹。是汇集从选料、纺纱、染色，织布，配色，绘图，刺绣等多道工序技艺为一体的最具海南地域文化个性的艺术珍品。在海南棉纺织史上，基本代表织绣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
　　它的织造又是一个较复杂的过程，主要由少数具有技艺精堪的绣工，在已织成的被底面料上，再重新构图，并使用先染好色调的丝线刺绣，难度极大，十分耗时费工，成本也极高。但对于民间富家大户却是尊贵的首选。而大多数贫家穷户只能望如奢侈，触手无缘。因此，熟悉崖州被的人也就少了。
　　这样的情况，时间久了。人们几乎也就遗忘了。偶而在个别地方，极少数的人家里，仍有遗存使用。如遇到哀事，便拿出来按照旧制传统的用法，披在被架上，或简宜的木竹架上，布置在厅堂正中，隔在停尸床和八仙香案中间，作幕布屏风，腾出一个有点庄严肃穆的空间，方便孝子回拜前来吊丧的上香者。
　　崖州被能成为一种民间礼俗表现形式的产物，它的功能同样是具有多样性的，和钟锣鼓钹一样，在民间礼俗活动不同需要的场所，都能够一挂便能体现出它被愿望所寄托的神圣效力。这种文化认同，在汉族黎族生活中，都能得到极至的真诚珍待。在古崖州四区、五区民间中，有作求神，搭台请位，崖州被当上座立神；黎族人家作鬼求安，都必不可少。在一些黎族地区，效仿用于盖棺，不非是意思让死者去后，能乘龙升天，否则，有可能溺沉地狱。其实，都是民众举持有复杂化的心理，而由盖被的形式，简单地表现出已解脱的一种精神。
　　民间礼俗，讲究的是区域性，以地理上来划分，古崖州地区文化性有比较独立的元素范围。自从中原文化母体分化后，其表现出来的文化特性，还是以地理因素来界定。试看古崖州文化体系，从现存的较具有文化价值的古民居建筑，包括木刻、石雕，琼南木做古家具、崖州民歌手写本，棉纺崖州布及其服饰、民俗等，都是从汉文化在移民的传承中演变的结果。其中，琼南木做古家具体系，少不了的是，厅堂主体布设的八仙桌，大师椅（圈椅），或汉椅、被架，花几等，在富贵大户人家的厅堂内，被架一定要配套有崖州被，太师椅配套有坐褥，八仙桌配套有桌裙，是旧式人家的做法，这才象样子，也是在古崖州文化中仅能体现出最讲究的一面。
　　而这些可搬运的家具物品，一般都是由出嫁的富家女所带来的嫁妆。崖州被也起着充当身份尊贵的一种重要标志，并就此成了家中的宝物。
　　黎族群体所用的崖州被，大都是由汉入黎，无物依随，仅是当做作鬼的一种道具。这种用法，最始也是来源于替代死者的衣裙出场的用意，又能在过后保存下来，继续使用或转借。正如黎族群体使用的蛙锣、蛙瓮一样。当青蛙被作为种族原始图腾的时候，汉族移民在汉代起，就相继制做蛙锣用作黎金入黎。蛙瓮在宋时，就在黄流地区的窑系中烧成，这种酱釉陶器，或四系四蛙，或六耳六蛙。一直承制到民国后期，同样是以其文化性渗透黎族群体生活中，成为具有一定图腾性的代表物，而汉区民间中却很少可见，却不能认为出自黎族本体所制。文化自然有文化同化因素，汉族移民民间中通常也使用“打星”的行为，同样源自黎族生活中的“插星”一样，是一种有共同禁忌行为的表现形式。还有游戏中的“打狗归坡”等，都是黎汉民族生活融合的体现。
　　如果从商学主义理论方面来解释崖州被，范围自然又过于狭小，至少，在认为出自黎产的时候，却又缺少了对崖州被在织绣上自身所体现文化元素的理解。崖州被上出现的花纹图案，如元代陶宗仪《黄道婆》上载：“乃教以造捍、弹、纺、织元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黎族织绣图纹则不同，多以所居环境和接触到的动物、植物，以及按本民族血统生活、习俗及生产劳动，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在其纺织物上表现出来。多以具有形象的和抽象图案为主，相形人、几何形也比较多用。

发表于 2017-5-29 10:01:22

五、黄道婆
　　黄道婆，上海松江乌泥经人，今属徐汇区华汇镇龙华乡东湾村人。生于南宁淳祐五年，即1245年；卒于元大德十年，即1306年间。
　　黄道婆于1260年沦落琼南古崖州，1296年返回松江故乡，在崖州客居约37年之久。
　　大致在宋末元初，中原兵家挥戈，战争不断，社会处于极度动荡时代，人们流离失所，迁途不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松江人流中，黄道婆同样有随众讨生的准备，而不可选择的去向，也只有浮海南下，到达海南。海南地处边陲，历代都是“中原避难之人，多家于此”的地方。
　　当时琼南古崖州沿海一带，天然良港众多，有利与中原往来联系，其中，大疍港又是崖州州治的大港口，又位于水南村（旧名白腊根）近处。两地渐就成了贾商聚散，人流云集之地。可以说，黄道婆十分顺利地到达琼南，在崖州、水南一带和当地人客居相处。
　　况且，自“宋代，黎人大部分退入山区，许多汉人入籍海南”，完全是“汉在外围，黎居腹地”的状况。所以，黄道婆相处皆汉人。处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中原的农耕文明，毫无改变地在海南影响了整遍大地。“仅耕、织足矣”成为家庭专事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使许多妇女都较习惯地学会了纺织。唐时就有泊出“振州斑布”，宋时输出有“海南白布”、“海南棋盘布”、“海南青花布”、“吉贝布”、“吉贝花布”等多种棉布。
　　元代的农业生产基本都是在宋代的基础上发展。此时，琼南地区处于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黄道婆南下，于无意中闯进了这个棉花世界，实是她壮丽人生的开始。
　　历经坎坷劳苦，避难他乡。使黄道婆有了更多吃苦耐劳的精神，为学会棉纺织的技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十多年间，黄道婆熟练地掌握了琼南崖州的棉纺织技术，并且成了当地技艺精堪的纺织能手，被崖州当地人敬为巧夺天工的“织女星”。
　　人到年尊，自然要有返乡的愿望。
　　大抵在元代元贞年间，即1295年至1297年，黄道婆于崖州一带的港口登船北返。在当时的松江地区，棉纺织虽已有所发展，但纺纱产量不高，棉布质量粗糙，基本上不能成为人们主要的制衣用料。据陶宗仪《辍耕录》“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上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不踏车椎弓之制，卒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可见这种极度落后的棉纺织局面，刚好让黄道婆在历史上有机会对中原主流文化作一次堪称是唯一的主动影响。
　　元代陶宗仪《黄道婆》有：“乃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首先，黄道婆改革的是棉纺织生产工具。其次，将崖州先进的棉纺织生产经验和松江当地棉花传统纺织工艺结合起来，系统地改进了从棉花脱籽、弹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序。最伟大的创举，仍是她把单绽纺车改造成了三繀脚踏纺车，使纺纱效率比原来的生产提高了三倍以上。比英、德等国早四、五百年，属当时代，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从而使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迅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这不论是对上海松江还是对整个中原，乃至是全世界的棉纺纱技术，都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为此，对黄道婆作出棉纺织技术革新的巨大贡献，被世界教科文组织称为“世界级的科学家”。上海人民奉她为先知先觉的“先棉神”、“棉纺之母”、“纺织之母”。祭祀黄道婆的庙、堂、祠有十多处，最有名的是“黄母祠”，“黄母祠”又称“先棉祠”，建于元代至元三年，即1337年。据查知，目前，上海县东湾村有黄道婆的墓地，已属国家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处。

　　六结语

　　近几年来，由于“松江黄道婆棉纺织技术”和“崖州龙被”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崖州布又源出黄道婆师从古崖州棉纺织技术，其影响之大，被学术界界定为衣布天下之尊，并成为崖州文化体系中最具地域代表性的文化遗产，更倍受海内外学术专家的高度重视和学者的探索。有专家对此认为，如果海南在三亚崖州棉纺原产地挖掘黄道婆在中国仍至世界棉纺先进技术的伟大功绩，建设有关纪念黄道婆的纪念馆或博物馆，弘扬“中国棉纺先于世界，海南棉纺先于国内”，将对黄道婆的研究与文化产业旅游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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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纺织品] 海南棉纺崖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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