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业史话（章楷）

发表于 2017-2-11 16:31:16

蚕业史话

章楷

一、我国蚕桑生产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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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就称我国为“塞里斯”，意即“丝国”。罗马的大奴隶主们把我国运去的丝绸视为无上珍品，可是直到五世纪，他们还不s知道丝是从蚕儿嘴里吐出来的呢。
据古代传说，我国养蚕、缫丝、织绸是黄帝的妻子嫘〔léi雷〕祖发明的，也是她首先向人民传播的。但是我们知道，从养蚕、缫丝到织成绢帛，中间要经过许多程序，象这样复杂的生产过程，哪能由一两个人独创得出来！它必然是聚集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积累了多少代的实践经验才形成的。古代的种种传说，都不过表明蚕桑生产在我国很早很早就已开始罢了。
192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过一个被刀子切过的蚕茧。解放以后，又在山东益都等地的殷代奴隶主的坟墓中，发掘到一些玉饰，其中有一种是玉蚕，形态逼真。殷代黄河流域的奴隶主，把玉石雕凿成蚕形，作为自己的饰物，这就说明蚕儿已是当时人们非常熟悉的了。考古工作者还在河南殷墟一座奴隶主的坟墓中，发掘到一些由于粘附于铜器、受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这些残片可确证殷代黄河流域已利用蚕丝织成有花纹的绸绢。
长江流域又是如何呢？考古工作者曾在江苏吴江县的梅堰发掘到印有蚕纹的黑陶，又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绢片、丝带、丝线等。据考证，这些都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遗物。可见，长江流域的一些地方也很早就开始养蚕织绸了。
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在一片甲骨上还刻有“用三头牛祭蚕神”的内容。当时如果不养蚕，哪用得着祭祀蚕神呢？
所以，根据出土的实物和甲骨文的记载，都说明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早在距今三、四千年前就都已养蚕，并利用蚕丝织绸了。
不过在人们知道养蚕之前，可以推想，必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利用野蚕所结的茧子。野蚕在树林里自生自灭，由于自然情况的变化，每年野茧的产量很不稳定，有的年头能采收得很多；有的年头要找几个可能都不很容易。我们的祖先为了使野蚕能够避免雨、雹、鸟、兽、虫、鼠等的伤害，保证收获，才把它取回家来饲养。于是野蚕就逐渐被驯化成为家蚕。驯化后的家蚕，吐丝量增加了，丝的品质也提高了，但蚕儿抗御自然不良环境的能力却减弱了。

发表于 2017-2-11 16:33:51

二、周代黄河流域的蚕业

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所以我们先来谈谈这一地区的蚕业历史。《诗经》是西周到春秋中叶以前的诗歌总集。从《诗经》中可以看到黄河中下游各地都有用蚕桑丝织为题材的诗篇。例如《豳〔bīn宾〕风·七月》中有一段：
春日载阳，                〔译文〕春天里好太阳，
有鸣仓庚。                   黄莺儿在歌唱。
女执懿筐，                   姑娘们拿起高筐筐，
遵彼微行，                   走在小路上，
爰求柔桑。                   去采肥嫩的桑。
这是描写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暮春季节，农村姑娘们为采桑养蚕而忙碌的诗句。
又如《大雅·瞻印》说：“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妇女们既不担负劳役，怎能不从事蚕织？”可见当时养蚕缫织是妇女的主要工作。
再如《卫风·氓》中的一段：
氓之蚩蚩，                〔译文〕那个笑咪咪的汉子，
抱布贸丝。                   抱着麻布来换生丝。
匪来贸丝，                   哪里是真的来换丝，
来即我谋。                   悄悄儿求我成好事。
这首诗告诉我们，远在周代，生丝和丝织品已在市场上物物交换。
西周到春秋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们既然歌咏蚕桑缫织，说明当时蚕桑缫织确已比较普遍了。
在黄河中下游各地中，又以山东的蚕桑业最为发达。山东在周代是齐、鲁两国的封地，所以我们现在还把“齐”、“鲁”两字作为山东的简称。古代有不少齐、鲁的故事同蚕桑有关。
《谷粱》中记载：齐国桓公十四年：“王后亲蚕，以共祭服。”所谓“王后亲蚕”，就是在育蚕的季节里，王后率领一批贵妇们，用一定的仪式去喂一下蚕儿。这是宫廷中举行的一种典礼，其目的，无非表示统治者对蚕桑生产的重视。以后历代王朝也常玩这一套，史书中不乏记载，而以《谷粱》的这条记载为最早。桓公是齐国的国君。《谷粱》中特别记上“王后亲蚕”这一笔，说明齐国统治者很重视蚕桑。
管仲是齐国的相。据《管子》的记载，管仲曾建议：百姓中有熟悉蚕桑技术，能防治蚕病的人，政府应该采纳他们的意见，并给予黄金和粮食等实物奖赏，而且予以免除兵役的优待。管仲如此重视蚕病防治，反映蚕桑已是齐国很重要的生产事业。
《左传》里还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国的公子重耳，由于家庭纠纷，长期流亡国外，后来逃到齐国。齐桓公待他很好，还把自己同族的一个女子姜氏嫁给了他。这样一来，重耳再也不作积极打算，只想长期呆在齐国过安乐日子了。可是跟随重耳一道从晋国逃来的人，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有一天，他们在桑林中密谋如何促使重耳早日返回晋国。这时，姜氏的女奴正在桑树上采收桑叶，重耳随从们的密谋全被她听到了。女奴回家后便把此事告诉了姜氏。谁知姜氏也不赞成丈夫无所作为，为了防止泄密，她竟把女奴杀了，并设法帮助重耳离开了齐国。重耳便是后来晋国的国君晋文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齐国大贵族家中栽有大片桑林，栽桑养蚕是奴隶们的一项重要生产劳动。
古书中还有不少齐、鲁两国同蚕桑有关的故事，据此可以推测，春秋战国时代山东的蚕业相当发达。

发表于 2017-2-11 16:38:21

三、黄河流域蚕业的盛衰演变

   秦汉时代，山东仍是全国蚕桑业最发达的地方。秦朝宫廷中所用的丝织品，便是山东东阿一带所产的“阿缟”；汉朝也在山东临淄设有“服官”，管理织造供宫廷中消费的丝织品。
   西汉时期的缫织技术已相当进步。前几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大批西汉前期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织制得已相当精美。当时丝织品的产量也很大。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东巡海上，封禅泰山，在华北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一路上用于赏赐臣僚的绢帛便有百万匹。当时政府用赋税的方式从民间征收的绢帛达五百万匹。据估计，那时候要织五百万匹绢，至少须用鲜茧四十万担。西汉时代丝织品的精美和产量的丰富，固然反映当时缫织手工业的水平，但也间接反映了当时蚕桑生产的发展情况。
   东汉的蚕桑业又比西汉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从简书和帛书的消长上可以看出。简书就是写在竹、木简上的字书；帛书就是写在绢帛上的字书。商殷时代，全是简书；春秋战国时代绢帛生产较多，才有帛书。汉朝简书和帛书并行，不过西汉简书多于帛书，到东汉后期，帛书大大超过了简书。可见东汉的绢帛生产比西汉多得多，说明东汉的蚕桑生产比西汉更发达了。
   总之，秦汉两朝四、五百年间，我国蚕桑生产有很大发展，而最发达的是在黄河下游的山东一带地方。
   东汉末黄巾大起义，从这时起一直到晋朝统一全国，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我国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黄、淮流域各地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的破坏。曹操在《蒿〔hāo〕里行》中描写黄河流域战乱后荒凉景象时写道：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下，怎么谈得上蚕桑生产呢！
   晋朝统一全国后不久，我国又再度陷于分裂战乱的局面。晋朝皇室逃到长江以南建立偏安政权。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历史上称为“南北朝”。
   从汉末开始，每当战乱，北方经常有大批人口逃到江南避难。南北朝初期，逃来的人数更多，估计当在百万以上。北方人口锐减，北方的蚕业生产衰落下去了。
   可是这时期北方的桑林还是很茂密的。每当战乱的年头，田园荒芜，北方老百姓都积贮大量桑椹〔shèn甚，桑树结的果实〕备荒。兴平年间（194—195年），曹操有一次带着一千多人马，行军路过新郑，缺乏军粮。新郑的地方官杨沛知道后，立即命令百姓进献积贮的乾桑椹，解决了曹操的困难。三国时代，袁绍、刘备等的军队，也都曾吃过桑椹。南北朝时，几次大饥荒，黄河流域很多地方的百姓都是依靠桑椹活命的。
   要收贮大量桑椹，就必须有大片桑林。黄河流域在大饥荒时，百姓和军队赖桑椹活命，说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桑林一定很普遍，而且茂密。固然当时北方的桑树并不都是用来养蚕的，但是既有大片桑树，在战乱过去以后，只要逃亡的人回来了，劳动力增加了，恢复养蚕就不很困难。所以北方每遇战乱，蚕业衰落下去；战乱结束，蚕业又渐渐恢复过来。
   618年，南北朝分裂割据局面结束，唐朝统一全国。
   唐朝前期十分强盛，唐玄宗开元年间（714—741年），唐朝经济的繁荣达到了顶点。我们根据唐朝的《元和郡县志》上注明开元年间贡赋丝绵和丝织品的州府，画了一幅“唐代贡赋丝绵和丝织品州府分布图”，从这幅图上可以看出，黄河流域贡赋丝绵和丝织品的州府比长江流域普遍。大诗人杜甫在回忆开元年间的丰饶景象时也曾写道：“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②。”可见南北朝时黄河流域衰落下去的丝蚕业，在唐朝统一全国后又得到了恢复。不仅如此，而且当时黄河流域的蚕桑生产技术也还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下面我们介绍两个故事。
   东晋时，有个著名的书法家，名叫王羲之。他写过一篇《兰亭集序》，字迹遒〔qiú求〕劲秀逸，是王羲之作品中最好的一幅，他自己也十分喜爱。羲之死后，这幅《兰亭集序》便成为王家的传家宝。一直到他的做和尚的七世孙智永，二百几十年间，世代相传。智永无后，临死时便把这幅真迹传给弟子辩才和尚。辩才也擅长书法，因而对这幅真迹更是特别珍爱，把它装在匣子里，挂在卧室的梁间，不肯轻易示人。
   唐太宗李世民喜欢搜求历代名家书帖，听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在辩才和尚处，就几次以进宫作道场为名，宣召辩才到长安，追问这一宝贵文物的下落。但辩才总是推托说：真迹辗转流传，又经丧乱，不知所在。最后唐太宗命监察御史肖翼设法侦访。
辩才是越州山阴县（今浙江绍兴）欣永寺的和尚。肖翼奉命后就到越州，装扮成一个潦倒的山东书生模样，走进寺里，遇到辩才。辩才问：“施主从那里来？”肖翼回答说：“弟子是北方人，带着些蚕种来卖，便道到寺里来玩。”两人交谈一阵以后，便渐渐熟识起来。肖翼又利用各种机会同辩才和尚接近，终于侦知了《兰亭集序》真迹珍藏的地方。有一天，趁辩才外出，肖翼偷偷地进入辩才卧室，把真迹窃取到手。
   这个故事本身同蚕桑并无关系。但肖翼到越州时，乔装成山东潦倒的书生，又说“带着些蚕种来卖”，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说明：唐初一定常有山东人带着蚕种到浙江一带出售，当时山东的蚕种一定比浙江本地的蚕种优良。我们知道，蚕种的优劣同养蚕技术有关。近代江浙的蚕种常常运销其他各省，也正是因为江浙的育蚕技术比其他各省进步。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唐初有个叫薛兼训的人，任江东节度使。因为越州人不善缫织，薛兼训就从军队中召募了一些单身汉，发给很多钱，密令他们回北方去选择善于缫织的妇女结婚，一年中娶得数百人，回到越州。据说越州的缫织技术从此迅速提高，所产的绫纱妙称江左。这个故事采自《国史补》一书。《国史补》的作者李肇〔zhào赵〕，在唐大中年间曾任浙江台州刺史，距薛兼训在江东，还不到百年。因此这个故事不会完全没有根据，至少“越州人不善缫织”，当时浙江的缫织技术不及北方，应该是事实。

发表于 2017-2-11 16:54:43

四、长江流域蚕业的发展

   我们说唐朝浙江的蚕桑缫织技术不及北方，这不等于说当时浙江的蚕桑缫织还很落后。不，到唐朝，长江流域包括浙江在内，蚕桑缫织技术已有相当基础，只是比起北方某些地方来，还略逊一筹而已。这里，我们再来谈谈长江流域丝蚕业发展的历史。
《吕氏春秋》和《史记》两部古书都记载有吴国王僚九年（公元前518年），吴楚两国因为边境女子争桑引起一场战争的故事。在这次战争中，吴公子光占领了楚国的居巢（今安徽巢县）和钟离（今安徽凤阳）。吴楚两国都在长江中下游。吴、楚边境女子争桑，当然是为了养蚕。吴楚战后不久，建都在今浙江绍兴的越国也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方针中，也有“省赋敛，劝农桑”一条。后来终于强盛起来，灭了吴国。
   上述两个故事都是春秋后期的事情，它告诉我们，春秋时代，栽桑养蚕已成为建国在长江中下游的吴、楚、越等国比较重要的经济事业。秦汉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继续被开发，蚕桑生产当然也继续发展着。
   至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很早就有蚕丛氏在蜀中教民养蚕的传说，说明那里蚕业起源很早。成都平原所产的丝织品，秦汉时代就很有名。西汉文学家扬雄写的《蜀都赋》里赞美成都所产的蜀锦，“自造奇锦，紌〔qiú求〕、繏〔xuǎn选〕、糹匪〔fěi匪〕、糹页〔xù序〕（都是蜀锦的名称），……绵茧成衽〔rèn任〕，阿〔ē柔美〕丽纤靡〔mí迷，华丽〕”。这种“阿丽纤靡”的蜀锦，行销全国，为各地人们所喜爱。
   据说三国时，曹操有一次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的铜雀台举行宴会。宴会时。他命近侍取出一件战袍，挂在垂杨树上，要到会的军官比赛射箭，谁射中的，这件战袍便奖给谁。比赛结果，中的的不止一人。他们互相争夺战袍，竟把它扯碎了。曹操笑着说：“你们不用抢了，我给诸位各赠锦一匹。”这件战袍就是“西川红锦”做的，每人赠得的一匹锦，又是“蜀锦”。由此可知，即使分裂割据的三国时代，成都平原所产的锦，仍为黄河流域的魏国人所珍视。
   成都自古被称为“锦官城”，成都附近的一段岷江被称为“锦江”，看来都同这地区织锦业非常发达，所产的锦又非常精美有关。成都是蜀汉的都城，诸葛亮是蜀汉的丞相。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望于锦。”就是说蜀汉百姓穷困，国库空虚，现在同魏国作战，所需的军费，只有寄希望在锦上了。军事费用决不是一笔小数字。从这几句话可知，当时成都平原所产的锦不仅质优，数量也一定很多。所以晋朝的左思所作的《蜀都赋》中，就描写了成都地区“机杼〔znù柱〕之声彼此相闻”，织锦业非常繁荣热闹的情景。
   锦是用蚕丝织成的。成都地区的织锦业如此兴盛，那末这一带的蚕桑生产的发达也就可以想见了。
隋唐之初，长江流域进一步被开发，蚕桑生产也进一步发展，长江中下游，尤其是太湖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发展得更快。这里可以述说一下新、旧《唐书》里都记载的一个故事。
   唐玄宗时有一个名叫韦坚的大臣，他是唐朝皇室的勋戚。天宝初年任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为了便于漕运，整理了长安附近的水道，并在长安城东九里的长乐坡，开凿“广运潭”，潭边建有“望春楼”。工程完成后，举行了一次类似现代的通航典礼，唐玄宗亲率在京的高级官员登楼观赏。为了博取皇帝欢心，韦坚预先准备了大批小船。船头分别挂上牌子，写上各个州郡的名称，船上又分别堆了各该州郡的著名特产。船工一律穿戴“大笠侈袖芒履”，并有少女在船上轻歌曼舞。在一片粉饰太平的丝竹声中，二、三百只小船缓缓从望春楼下鱼贯而过。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二、三百只小船中，“广陵郡”船上堆的是锦，“丹阳郡”船上堆的是“京口绫、衫缎”，“晋陵郡”船上堆的是“官端绫绣”，“吴郡”船上堆的是“方文绫”，“会稽郡”船上堆的是“罗、吴绫，绛纱”。会稽、广陵、丹阳、晋陵、吴郡就是现在浙江的绍兴、江苏的扬州、镇江、常州、苏州等地方。这五郡船上堆着各种丝织品，就充分表明，在唐朝前期，这些地方生产的丝织品虽不是国内最好的，但也已相当精美。丝织业同蚕桑生产息息相关，这些地方的蚕桑生产也一定相当繁荣了。

发表于 2017-2-11 17:01:15

五、蚕业重心的南移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转折点。在这次战乱中，北方又遭受极严重的破坏，“荆棘丛生，豺狼嗥叫”，“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黄河中下游地区遭受的破坏如此惨烈，不用说必然严重地摧残了那里的丝蚕业。
   安史之乱对长江流域没有什么破坏。这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继续发展着。唐朝后期，太湖流域已是江南最富庶的地方。唐末诗人陆龟蒙在诗中描写太湖边上农村景物有“高下兼良田，……桑柘〔zhè浙〕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家家下渔筌〔quán全，捕鱼用的竹器〕”等诗句。处处堆着养蚕用的蚕箔，家家用渔筌捕鱼，这是太湖边上的鱼米之乡家家户户都经营捕鱼和蚕桑副业的写照。
   唐亡以后，太湖地区是吴越国的疆域。吴越建都杭州，杭州有一座奉祀吴越国王钱镠〔liú留〕的“钱武肃王庙”，庙中有一块石碑，碑文中有“世方喋〔dié迭〕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两句话。这是说：唐亡后中原地区正在大动干戈，互相残杀；钱镠却闭关自守，注意发展丝蚕生产。钱镠所以特别重视蚕桑，还不是因为蚕桑缫织是太湖流域十分重要的生产事业，密切关系着吴越小朝廷的财政收入吗！
   长江以南，尤其是太湖流域，长期以来，社会比较安定，自然条件又比较优越，那里的蚕桑业在唐朝中叶以后，已经赶上并超过黄河流域，成为全国蚕桑业最发达的地方。到宋朝就更为突出了。
   北宋时期，北方的蚕桑业虽然也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已落后于江南。长江以北，包括整个黄淮流域及其以北地区，面积比长江以南地区大得多，可是它向北宋朝廷所缴纳的丝织品却反比长江以南地区少。而以现在的浙江全省和苏南大部分地方为范围的“两浙路”，只是全国二十几路中的一路，可是它所缴纳的丝织品，却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这就清楚地反映当时江南的蚕桑业在全国所处的地位。
   南宋建都杭州，太湖流域更成了统治阶级以及富商巨贾集中的地方。他们奢靡的消费，增加了市场上丝织品的销路，大大刺激了这一地区的蚕桑生产。从北方南逃过来的人口中，也有许多是劳动人民，他们更是江南地区发展蚕桑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南宋时江浙太湖地区农村中丝蚕业十分繁荣。南宋诗人范成大住在吴县的石湖镇上，在他的《田园杂兴》诗中，有好几首是以蚕桑缫织为题材的。

三旬蚕忌闭门中，

邻曲都无步往踪。

犹是晓晴风露下，

采桑时节暂相逢。

养蚕季节，农村中家家闭户，专心养蚕。邻里们没有闲暇往来探望，只有在朝暾〔tùn吞，初升的太阳〕初上，晨风拂面，晓露未干，奔向桑园采桑的路上，偶一相逢。蚕忙季节，蚕农们多么辛劳忙碌啊！

小妇连宵上绢机，

大耆〔qí其〕催税急于飞。

今年幸甚蚕桑熟，

留得黄丝织夏衣。

   养蚕才完毕，农妇们又立即采收蚕茧，连夜缫丝，上机织绢。绢还在机上，官府的胥吏已如狼似虎，迫不及待地来催租索赋了。遇上收成好的年头，农妇们还可在缴纳租税之余，留一点儿黄丝织绢，给自己裁制一件夏衣；如果年成不好，缴纳租税还不够，千辛万苦几个月，最后落得一场空。
   浙江吴兴县一本南宋时纂修的《吴兴志》上说：“湖丝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种田人没有饭吃，养蚕织绸人穿不上一件完整的衣服。在剥削社会里，世道是多么不公平啊！
   宋元时代，太湖地区不仅生丝和丝织品的产量超过了北方，而且蚕桑技术也比北方先进。
   蚕儿吃的是桑叶。桑叶是否肥美，密切影响丝茧的产量和质量。现在太湖地区所产的丝茧质地特别优良，看来是同这地区叶质肥美的湖桑有一定关系。“湖桑”，顾名思义，谅是太湖地区农民育成的桑种。宋代太湖地区的农民是否已经育成湖桑，我们不能肯定，但是北宋时桑树嫁接在浙江湖州已经十分流行。
   桑树是异花授粉植物，用种子繁殖，容易改变它的优良性状；嫁接则是保存桑树优良性状的好办法。浙江农民采用嫁接繁殖桑树，所以桑树的优良性状，虽经一代代繁殖而历久不变。北方蚕农当时还没有运用这种先进的技术。
   宋元时代北方养的都是三眠蚕，南方养的一般是四眠蚕。三眠蚕抗病能力比四眠蚕强，而且比四眠蚕容易饲养。但四眠蚕的丝茧比三眠蚕优良。长江流域的蚕农能够饲养丝茧质地较优但比较难养的四眠蚕，这也说明长江流域的养蚕技术比北方进步。
   另外，生产技术进步的程度，往往从生产工具上表现出来。宋元时代，北方的蚕座构造基本上还同汉朝农书上记述的差不多。快要养蚕了，蚕农就在屋子里架起蚕座。蚕座的架法是这样的：先在屋里竖起四根柱子，柱子上架上一些叫做“蚕椽”的横木条，再在蚕椽上铺上一层用芦苇编织的蚕箔，蚕儿就养在蚕箔上。北方这种蚕座是固定在室内的，不能任意移动，蚕事结束后再把它拆除。长江流域的蚕座同北方不同，它是由竹制的蚕匾和竹木制的蚕架构成的，蚕匾放在蚕架上。蚕架和蚕匾可以随时移动，自然比北方那种固定的蚕座方便些。这种蚕座的构造同现在太湖地区蚕农沿用的差不多。
   宋元时代，北方一般农家还沿用着古代的老办法：在蚕儿老熟以后，把蚕簇放在室外，让蚕儿在室外的簇上结茧，这种方法叫做“外簇”。这固然是因为北方春雨较少，可以外簇。但北方也并不是一点春雨都没有，如果蚕儿上簇后万一遇上春雨，就将影响蚕茧的质量。而且室外温度日夜变化较大，这对蚕儿结茧也是不利的。所以外簇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办法。南方蚕簇放在室内，蚕儿在室内的蚕簇上结茧，有利于提高蚕茧的产量和质量。
   其他蚕桑工具，长江流域一般也比北方的齐全便巧，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发表于 2017-2-11 17:03:45

六、棉花栽培面积的扩大和蚕业的消长

   元朝的时候，我国农业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它使我国蚕桑生产趋于萎缩，这就是棉花栽培面积的扩大。
   在棉花传入以前，我国广大人民的衣被原料主要是蚕丝和麻葛。棉花传来以后，蚕丝和麻葛逐渐被棉花所替代，衣被原料起了划时代的变化。棉花之所以能够替代蚕丝，因为棉花的生产过程比蚕丝简单，单位面积产量也较高。另外，棉布比丝织品易于织制，质地也较坚牢，是远比丝织品大众化的衣被原料。
   大概南宋后期，长江流域已开始种植棉花，起初只是少量的，以后栽培区域和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到元朝中叶，长江流域的棉花已比较普遍，并已扩展到黄河流域。于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丝织品被棉布所取代，丝绵被棉花所取代，植棉对蚕桑业的排挤作用已明显起来。明代中叶前后，种植棉花的区域越来越广，被棉布、棉花所取代的丝织品和丝绵也越来越多，社会上对丝茧的需求大大减少，蚕桑生产也就逐渐趋于衰落。这时候，一般地区的农村中不再家家户户养蚕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蚕丝毕竟有它特有的优点。丝绵比棉花轻暖，丝织品比棉布纤柔美观。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海外贸易又逐渐扩大，社会上对蚕丝，尤其是品质较高的蚕丝仍有一定的需求。再加上浙西嘉、湖地区的蚕桑业，原来已有深厚的基础，能够生产优质的蚕丝和丝织品。因此当明朝中叶蚕桑生产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萎缩的时候，浙西嘉、湖一带的蚕桑丝织业仍能保持独特的繁荣局面，并且继续发展。
   现在位于江浙两省交界处的盛泽镇，在明朝初年叫作“青草滩”，只是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明朝中叶，这里的丝蚕业随着嘉、湖地区丝蚕业的繁荣而迅速发展起来，到明朝后期，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丝绸集散市场，远近的丝绸商都到这里来采购丝绸。明末一个名叫周灿的人曾以“盛泽”为题写了一首诗：

吴越分歧处，

青林接远村。

水乡成一市，

罗绮走中原。

……

人家勤织作，

机杼彻黄昏。

   就是当时盛泽丝蚕业欣欣向荣的写照。嘉、湖地区的新塍〔chéng程〕、双林、南浔、菱湖等，现在都是很热闹的市镇。这些地方，原来也只是一些小村庄，明朝才发展成为市集而日益繁荣起来。它们的兴起，都同蚕桑丝织业有关。
   同周灿差不多时代的郭子章，在他写的一篇《蚕论》中说：“现在各地蚕桑都很衰落了，……我看到浙江湖州和四川阆〔làng浪〕州一片片高高低低的桑林，觉得各地的妇女都不及那儿妇女勤快。”难道各地妇女真的不及湖、阆两地的妇女勤快吗？不，这是因为明朝后期，只有浙西嘉、湖等少数地方蚕桑业继续繁荣，而全国其他各地的蚕桑生产都已衰落了。
   到了清朝前期，嘉、湖地区的蚕桑生产更加兴盛了，大片农田都栽了桑树。农民重视栽桑养蚕不亚于栽培粮食作物。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先后多次坐船来江南游玩巡视，途中经过嘉兴、湖州等地时，看到运河两岸绿油油的桑林，一望无垠，都曾赋诗盛赞浙西蚕桑之盛。康熙帝甚至说：“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湖丝之盛，惟此一区。”

发表于 2017-2-11 17:06:20

七、鸦片战争前后新蚕区的兴起

   自从我国有对外贸易，丝绸便是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隋唐以前，我国外销的丝绸是经由陆路外运的。宋元时代，海上交通已比较兴盛，我国外销的丝绸渐改由海道出口。明代中叶以后，海上贸易更有所发展，外销丝绸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但是，清王朝坚持“闭关自守”的政策，对湖丝和丝织品的出口，一再严加限制。乾隆还明令规定：洋商只准贩运次级的湖丝，数量上也有限额。至于上等湖丝和?（同“绸”）绫缎匹，则一律禁止外运。当时清政府规定，广州是我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而浙江的嘉、湖地区是唯一生产上等丝绸的地方。清政府既限制湖丝外运，不能满足洋商的要求，而广州距浙江又很远，于是洋商只得退求其次，就近采购珠江三角洲所产蚕丝。
   珠江三角洲原先并不是不栽桑养蚕，只是丝茧产量不多，质量也差，用以织绸，光泽不好，又不坚实。所以华南蚕业过去一直不为人们重视，在国民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
   现在洋商在广州就近收购丝茧，这就刺激了珠江三角洲蚕桑业的发展。蚕农们从二、三月就开始养蚕，连续养七、八次，一直到深秋还养“寒造”。原来桑园不多，现在不能不扩大栽培。许多地势较低的地方，不适于种桑。珠江三角洲的劳动人民不受这些自然条件的限制，想方设法把农、副、渔业结合起来，以人定胜天的精神，开塘取泥，填高桑园基地，以利于桑树的栽培。开成的池塘用来养鱼，桑叶采下喂蚕，蚕粪倾入池塘喂鱼，而塘泥又是很好的农家肥。
   栽桑养蚕既已成为珠江三角洲农民的重要副业，那里的蚕农便精心养蚕，通过实践，改进了原来的育蚕技术，提高了丝茧的产量和质量。到清末，珠江三角洲每年的蚕茧产量已仅次于浙江、江苏而超过四川，成为我国近代最重要的蚕区之一。珠江三角洲的蚕桑生产，虽然兴起很晚，但发展很快，在全国各蚕区中可算是“后起之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强迫清廷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上海等地为商埠。从此，广州不再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外贸重心很快从广州转到上海。
   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外国商人可以在我国自由倾销商品，也可以为所欲为地掠夺物资。湖丝的产地嘉、湖地区，距上海很近，洋商前往搜求湖丝，十分便利。这样就促使原来已经很发达的嘉兴、湖州的蚕业，更进一步繁荣，并且也使嘉、湖附近各县的蚕桑生产发展起来。
   江苏的无锡，是我国近代最大的丝茧集散地，蚕桑生产也很发达，可是在清朝中叶，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那里只有少数农家栽桑养蚕。不过由于它靠近上海，而且同湖州中间只隔一片太湖，所以鸦片战争后，无锡很快就受丝茧外销刺激而开始大规模栽桑养蚕。无锡附近各县也继无锡之后发展蚕桑。日本为了同我国竞争，1877年曾派人到太湖地区考察，了解我国蚕桑业的情况。在他们考察后所写的报告上说：从苏州到无锡，沿途一望无际，都是繁茂的桑林，发展之快，使他们惊羡。可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的一、二十年中，无锡一带蚕桑业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同时，浙江钱塘江两岸许多地方的蚕桑业也得到很快的发展，浙西的杭、嘉、湖地区就更不必说了。
   原来蚕桑业最繁荣的只限于嘉兴和湖州，鸦片战争后，范围迅速扩大，把太湖流域的长江三角州和钱塘江两岸连成一片，构成我国近代蚕桑业最发达的“江浙蚕区”。

发表于 2017-2-11 17:09:31

八、十九世纪末以后我国蚕业概况

   十九世纪后期，蚕桑生产虽然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浙许多地方和珠江三角洲蓬勃发展着，可是广大蚕农养蚕还是袭用千百年来的老方法，而当时法国和日本已把近代自然科学运用到养蚕上来，日本所产丝茧已优于我国。这时候，我国蚕业的改进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了。杭州知府林迪臣首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杭州创办“蚕学馆”，学习日本，运用近代自然科学制造蚕种，改进我国的蚕业。它不仅是我国第一所蚕桑学校，也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学校。
   随后，江苏，河北、山东、四川等省也在二十世纪初，先后开办蚕桑学堂，或在农业学堂中设立蚕桑科，以杭州蚕学馆的毕业生为教师。
   在二十世纪初兴办的蚕桑教育事业中，值得一提的是“女子蚕桑学堂”。在封建时代，女子被禁锢在深闺里，很少受教育的机会。可是农村中养蚕工作，通常都是妇女承担的，培养女子蚕业人才，到农村中去指导养蚕，推广改良的蚕桑技术，自比男子更为适宜。1904年杭州蚕学馆的毕业生在上海高昌庙开办的“女子蚕桑学堂”，便是适应社会需要、突破封建礼教建立起来的。它是我国最早的女子蚕桑学校，也是我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先驱。
   除蚕桑学校以外，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装潢门面，聊资点缀，也设过一些蚕业改进机构。它们经费极少，兴废无常。但在这些学校和机构中工作的蚕桑教育和科技工作者，在广大蚕农的配合下，艰苦努力，从事蚕桑技术的改进，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其中最突出的是蚕种制造。
   原来我国养蚕所用的蚕种，或者蚕农自己留种，或者向专门制造蚕种的人家——“土种业”者购买。农家或土种业者只是挑选茧粒较大，茧层较厚，外表看来比较健康的蚕蛾，雌雄交配后制成蚕种。这样，虽也有存优去劣的作用，但制成的蚕种，品种混杂，而且前代蚕儿的病毒可以通过蚕种传给后代。饲养的时候，如遇气候失调，或饲育上不很当心，便容易发生蚕病，影响蚕茧的产量和质量。
   杭州蚕学馆最先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制造蚕种，这种蚕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改良蚕种”，以别于过去蚕农自留或向土种业者购买的“土种”。最初制造的改良蚕种是纯系蚕种。1924年浙江蚕桑学校首先较大量地制造“一代交杂种”，1927年江苏省又制成“人工孵化秋蚕种”，先后加以推广。这些蚕种的制成，都是我国近代制种技术上的重大改进。
   江、浙太湖地区，由于采用了改良蚕种和改进了养蚕方法，每张蚕种，一般能产鲜茧二十五斤上下；缫丝一斤，约用鲜茧十斤。在此以前，每张相等量的土种，平均只产鲜茧十二斤；缫丝一斤需用鲜茧十六斤。每亩桑园平均产叶量，至抗战前夕，也由五百五十斤增至八百五十斤。
   我们必须指出，改良蚕种所产的蚕茧，丝量多，茧质好，可以降低缫丝成本，提高丝绸质量，对丝茧厂商是十分有利的。但饲养改良蚕种成本较大，而丝茧厂商向蚕农收购改良蚕茧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茧价。所以蚕种的改良，主要受益者是丝茧厂商，而不是广大蚕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无产阶级的所得微不足道。”
   正当我国蚕桑技术的改进在蚕桑生产上初见成效的时候，1927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恐慌。国际市场上蚕丝销路停滞，丝价惨跌，我国丝蚕生产受到强烈冲击。据调查：1930年秋，上海九十七家丝厂，停工的六十五家。丝厂停工，蚕茧没有出路，茧价随着下跌，蚕农栽桑养蚕大为亏蚀，我国百孔千疮的农村经济又进一步被推向崩溃的深渊。
   1934年前后，世界经济恐慌渐渐过去，我国丝蚕业也稍稍复苏。可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七七事变”，我国蚕桑业最发达的太湖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相继沦陷。丝厂被破坏，蚕丝外销断绝，丝茧没有出路。在兵荒马乱之中，蚕农也无心养蚕。同时敌伪在沦陷区内又大肆搜刮粮食，粮荒严重；农村中燃料也相当紧张。广大蚕农为了维持生活，忍痛把桑树连根挖去，改种粮食。1932年，浙江全省有二百六七十万亩桑园，每年可产近两千万担桑叶；抗战结束后的1947年，全省桑园面积还不到一百万亩，约为1932年的三分之一。更由于桑园管理粗放和肥料不足等原因，1947年春期只产叶二百五十万担上下。总之抗战期间，我国蚕桑生产所遭受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又倒行逆施，发动内战，使全国人民再度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蚕桑生产也同其他各种经济事业一样更加趋于没落。1948年，浙江全省鲜茧收购量十三万担带零，1949年更降到九万担。而1936年全省收购鲜茧近六十五万担。也就是说，解放前一年的浙江全省鲜茧收购量只及抗战前一年的五分之一；解放那一年的鲜茧收购量还不到抗战前一年的七分之一。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同浙江相仿。
   解放以后，我国奄奄一息的蚕桑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根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不与粮争地的原则下，开辟了很多新蚕区，扭转过去浙西、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等少数地区蚕桑业畸形繁荣，而其他很多地方凋残冷落的局面。现在全国除青海、西藏外，其余各省、区都有了栽桑养蚕这门副业。解放以后，蚕桑技术也有很大进步，高产记录不断创新。现在每张蚕种产茧八、九十斤上下，每亩桑田产叶四、五千斤。这都是解放以前根本不能想象的。

发表于 2017-2-11 17:13:15

九、从“野蚕结茧”说到人工放养柞蚕

   前面介绍的是吃桑叶的桑蚕，下面再简单谈谈吃柞、槲〔hú胡〕等树叶的柞蚕。过去桑蚕都是在室内饲养的，所以又被称作“家蚕”；柞蚕栖息在野外的柞、槲等树上，所以又被称作“野蚕”。我国很早的古书上就提到野蚕。晋朝的《古今注》记载：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东莱郡东牟山（今山东蓬莱、掖县一带）有野蚕结茧，当地人采收到万余石，制成丝绵。因为古人把大批野蚕结茧看作是祥瑞的征兆，所以史书上常把它记载下来。一直到明朝初年，关于野蚕结茧的记载真可说“史不绝书”。
   我国虽然很早就开始采收柞蚕所结的茧子加以利用，但直到明朝后期才创造出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方法，使人工放养柞蚕成为山区农家的一项副业。创造这套方法的是山东半岛的农民。明末清初，山东益都有个叫孙廷铨〔quán全〕的人，写了一篇《山蚕说》，文章中说：“古人遇到野蚕结着大批茧子，便认为是祥瑞的事，现在东齐（胶东一带）山里，到处都放养着山蚕（即柞蚕）。”我们从这几句话里，可以知道，明末清初胶东一带放养柞蚕已经很普遍了。
   后来，柞蚕种和放养方法又从胶东陆续被介绍到国内其他地方。
   辽宁的柞蚕是“闯关东”①的山东农民带去的。山东农民闯关东，都是横渡渤海，在辽东半岛的盖平、岫岩、金、复等县登陆。所以东北最先放养柞蚕的是辽东半岛。明末清初，那里可能已经放养柞蚕了。后来再由辽东半岛向北扩展，遍及东北各地。
   陕西的柞蚕，最早是山东诸城县人刘棨〔qǐ起〕介绍去的。他在康熙年间，即十七世纪后期任陕西宁羌州（今陕西宁强）地方官时，曾从他家乡购买种茧到宁羌试养，并教民织绸，据说因此过去宁羌人称柞蚕丝织的绸为“刘公绸”。雍正三年（1725年），陕西兴平人杨双山，又从山东引进柞蚕到渭河南面的终南山麓放养。
   河南和山东相邻，柞蚕放养方法的传入，比陕西一定更早些。
   贵州是西南各省中柞蚕传入最早的省份。贵州从山东引进柞蚕的经过情形，古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乾隆四年（1739年），山东历城人陈玉壂〔diàn殿〕任贵州遵义知府。他看到遵义有许多柞树，可是当地人只把它砍了作柴烧。他想，如果仿照他家乡的办法，用来放养柞蚕，岂不更好？于是，第二年初春，他便派人回山东购买种茧，并且招募了一些熟悉柞蚕放养方法的农民，同来贵州。但是因为南方春季回暖较早，种茧还没有运到贵州，在途中就已羽化为蛾了。
   陈玉壂接受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次年提早在冬天就派人回山东购买种茧，立春节前就运抵遵义。春期放养成功了，但秋期放养因气候关系，又告失败而断种。陈玉壂不得不再度派人到山东购种，并总结前两次的经验教训，最后终于放养成功。这时候，陈玉壂又从山东招募缫织工人来遵义，教会遵义人缫丝织绸。
   柞蚕传到遵义不久，又从遵义传到安平（今贵州平坝县）和四川的綦〔qí其〕江等地方，后来綦江成为我国西南的重要丝市。道光八年（1828年），云南也从安平买回种茧和蚕具，在昆明的东郊放养。云南放养柞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除了桑蚕和柞蚕以外，我国劳动人民还曾放养过吃枫树叶的枫蚕，吃樗〔chū初〕树叶（即臭椿）的樗蚕等。这些蚕的经济价值不高，产量也极少，在蚕业生产中并无地位，我们就不多说了。
   另外，还有一种吃蓖麻叶的蓖麻蚕，它是从国外引进的，到现在还不过三十年左右。这种蚕，原产印度。印度的劳动人民用蓖麻叶来喂它而利用其丝茧，所以称它蓖麻蚕。蓖麻在我国很普遍，蓖麻蚕又有它的特点。解放前，我国就曾数次引进试养，但都失败了。解放后，在党的英明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蚕农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很快就解决了饲养中的许多困难而试养成功。蓖麻蚕终于在我国安家落户了。

发表于 2017-2-11 17:17:01

十、漫谈桑蚕饲育的外传

   朝鲜是我国的近邻，两国人民很早就亲密往来。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方法传到朝鲜，早在秦汉之前。
   日本是近代蚕业最发达的国家。二十世纪最初的四、五十年，日本的蚕业曾凌驾我国之上。但日本在三世纪时才开始养蚕。
   据日本史籍记载，公元三世纪时，有一个叫功满王的人，自称是秦始皇的第十一世孙，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东渡日本，并带去了蚕种，日本之有蚕业就从这时开始。功满王的儿子融通王，又在283年带着大批部属从百济迁居日本。他们在日本定居下来，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后来，日本的仁德天皇把这批从朝鲜来的中国人安置在各地，命他们养蚕织绸，供日本宫廷和贵族的消费。因为他们生产的丝绵绢帛品质优美，仁德天皇非常满意，便给这些流寓日本的“秦始皇的后裔”赐姓“秦公”。大约公元五世纪的后期，日本的雄略天皇任命一个名叫“秦公酒”的人，管理蚕桑生产。在秦公酒的管理下，蚕桑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根据这些记载，日本的蚕桑缫织最初是从朝鲜传去的。最初在日本从事蚕桑缫织的，主要都是从朝鲜流寓到日本的中国人。时间久了，日本人也养蚕缫丝织绸，并也完全掌握了蚕桑缫织的技术，蚕桑缫织成为日本劳动人民的一项重要副业。
   其实，日本和我国一衣带水，中日两国人民常有往来。日本的蚕桑技术除从朝鲜传去外，也有直接从我国介绍过去的，史书上就有日本派人到我国来学习蚕桑缫织技术的记载。近代日本的蚕桑技术比我国进步，早在十九世纪末，杭州蚕学馆就曾聘请日本教师来华传授先进技术。二十世纪最初三、四十年中，我国又有不少人到日本去学习他们先进的栽桑养蚕方法。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各种文化技术都不断互相交流，栽桑养蚕也不例外。
   我国蚕种和蚕桑技术的西传，比东传朝鲜和日本晚些。但我国的丝织品却很早就运销希腊和罗马。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qiān千〕通西域，最远曾到达中亚细亚。我国古代丝绸的输出，大体上就是循着张骞通西域的道路，沿新疆昆仑山脉的北坡西行，穿越葱岭，经中亚细亚，再转运至希腊、罗马等国。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就把这条路线，称作“丝路”。蚕种和养蚕方法，也是先由我国内地传到新疆，再由新疆循着上面所说的“丝路”传到欧洲去的。
   蚕种和养蚕方法什么时候由我国内地传到新疆，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只有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上有瞿萨旦那国引进桑种和蚕种的故事。据说瞿萨旦那国国王很希望自己国内能栽桑养蚕，曾向一个被称为“东国”的国家去要桑种和蚕种，遭到拒绝。东国国王为了防止蚕种偷运出境，还命令关卡对出境的人严密检查。这里所说的“东国”究竟指哪个国家，《大唐西域记》上没有说明。那时候，新疆境内分裂成许多小国，这个故事里所说的“东国”，可能是指位于瞿萨旦那国东面的另一个小国，也可能指的就是北魏。
   瞿萨旦那国国王求不到桑种和蚕种，只好另想办法。他要求同东国通婚。东国国王为了结好邻邦，答应把王女嫁给他。瞿萨旦那国国王便嘱咐派去东国迎娶的一位妇人说：到东国后，密告王女，瞿萨旦那国没有蚕桑，请王女设法带些桑种和蚕种来。王女听丈夫的话，果然在离开东国之前，偷偷地把桑种和蚕种藏在帽子里。出境的时候，通过关卡，只有王女的帽子没有被检查，于是蚕种和桑种就被带出了东国。
   瞿萨旦那国大概就是现在新疆的和阗一带地方。六、七十年前，英国人斯坦因在和阗发现一幅古代版画。版画中央画着一个盛装的贵妇人，头上戴着帽子。左右两旁各有一个侍女。左边的侍女用右手指着贵妇人的帽子。斯坦因认为画中的贵妇人就是帽中夹带桑种和蚕种的东国王女。
   王女进入瞿萨旦那国境后，先在麻射地方停下来，等候国王择吉日迎接进宫。王女就把蚕种和桑种留在麻射。从此瞿萨旦那国才开始养蚕，后来瞿萨旦那在麻射修建庙宇，奉祀蚕神。
   这一故事，大概是玄奘去印度时，路过和阗，根据和阗的传说写的。《大唐西域记》中还说：“现在麻射那座蚕神庙里的几株古桑树，相传就是东国王女带去的种子栽的。”
   从上述的故事看来，我国内地的蚕桑生产技术早在隋唐之前，就已传到和阗。和阗正在“丝路”这条线上，是古代通往中亚细亚必经之地。据西方文献记述，古代中国丝织品循“丝路”运到中亚细亚，主要被波斯商人所垄断。罗马人购买中国的丝织品，必须经过波斯商人之手，他们从中谋取暴利。因此当时购买中国丝织品价钱很贵。
   六世纪中叶，有两个印度僧人，一名芮思陀，一名孟克，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告诉罗马皇帝哲斯丁说：他们曾在赛林达（serinda，可能是古代新疆的一个地方，也可能就是指中国）居住多年，懂得养蚕方法。并且说：如果把蚕卵带到罗马来孵化饲养，罗马就可以产丝。哲斯丁听了十分高兴，要他们把蚕种和桑种带到罗马来，还答应将来成功以后，给他们重赏。六世纪五十年代，这二个僧人果真把蚕种和桑种带到君士坦丁堡，献给哲斯丁皇帝，罗马帝国从此开始栽桑养蚕。
   七世纪时，养蚕事业又从波斯介绍到阿拉伯和埃及。八世纪时阿拉伯人又把养蚕方法介绍到西班牙，十二世纪时又传到意大利，十五世纪时再由意大利传到法国。
   至于柞蚕放养方法的外传则是近代的事情。世界上生产柞蚕的国家，除我国以外还有朝鲜、日本、苏联和印度。放养柞蚕方法传入朝鲜是在十九世纪后期，不久又传到日本。1927年，我国的柞蚕第一次传到苏联并试养成功。
   现在世界上有四、五十个国家养蚕，它们最初饲养的家蚕蚕种和饲养的方法，很多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传去的。养蚕缫丝技术的创造发明，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一项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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