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手摇纺车的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手摇纺车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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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李斌    杨小明

在论述中国古代手摇纺车史的时候，很多专著、论文都用到著名机械史学家刘仙洲(1890―1975)先生所藏的一幅“汉代”手摇纺车图(图1)，作为实物证据来佐证相关的论点。图1看上去很像汉代壁画上图像信息的拓片，让人相信其存在的真实性。一方面，图1展现了古代单锭纺车的构造：车架由2组横木相连在一起的左大右小2个木框构成，大木框架内放着绳轮，小木框架内置锭子；绳轮是由两组竹片或木片制成“米”字形轮辐构成，2组轮辐相距20～25 cm，固定在轮轴上，用绳索在2组轮辐顶端交叉攀紧成鼓状，便成为纺车的绳轮^[1]；曲柄装在绳轮的轮轴一端，而锭子垂直于绳轮所在的面，绳轮和锭子则靠绳弦或皮带相连。另一方面，图1也展示了纺纱的操作过程：纺妇似乎坐在凳或椅上，右手转动曲柄，使绳轮旋转起来，通过做循环运动的绳弦或皮带摩擦锭杆，带动锭子旋转，从而给绕在锭子上的纱线加捻，同时纺妇左手则牵伸锭子上的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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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5 ]- j6 O( G: m  B1 对《手摇纺车图》的质疑
& O- a( i3 s/ _3 [1.1 对《手摇纺车图》出处的疑问
- ^/ X/ _, M3 ?6 R8 A该图是刘仙洲先生在北京琉璃厂某一店铺购得的汉代壁画摹拟，早在1962年刘先生就将该图用于著作《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的写作中^[2]。其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编纂了3部影响较大的纺织史专著：1984年陈维稷等先生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2002年周启澄等先生编著的《纺织科技史导论》、2002年赵承泽先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 纺织卷》，这些专著中都引用了图1，但未对其进行认真考证。一方面，他们都没有说明其图像的类型(画像石、画像砖或壁画)，导致读者认为其图像来源于古代图像信息的误读，深信其图像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对于该图的出处，这些著作却比较模糊。前两部专著均没有标明该图的出处，仅有赵承泽先生标明“手摇纺车图(今人摹拟)”。图像信息出处处理的不明确性和北京琉璃厂出售文物“泥沙俱下”的特点，是笔者对这幅《手摇纺车图》产生疑问的根源。此外，图1若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拓片或汉代壁画的摹拟，那它不可能如此清晰，这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中图像信息普遍清晰程度不高的事实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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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手摇纺车图》中纺妇坐姿的疑问
5 H! _# ~( G7 K' v/ v' ]2 m# u: K# Y图1中绳轮似乎过于高大，纺妇好像只有坐在座具上才能比较舒服地进行纺纱，但这与汉代纺妇站立或席地而坐纺纱的事实相异。1978年山东省临沂金雀山9号西汉墓曾出土一幅帛画，画面自上而下分为5组，其中第4组右边为妇孺纺绩图，图中清晰展现一位中老年妇女站立操作纺车进行纺纱(图2)^[3]。考察山东滕县龙阳店、江苏铜山洪楼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纺织图像信息，笔者亦发现汉代妇人纺纱以跪坐双腿之上或站立从事纺纱活动。汉代帛画、画像石中的纺妇为什么没有座具呢？因为汉代以前的家具都属低面家具，无座具，人们席地而坐，只有案几而无桌子。直到东汉末年，北方游牧民族的“胡床”才传入，这里的“床”是座具的含意，与眠床的床是不同概念。宋人高承在《事务纪原》中引《风俗通》的话说：“汉灵帝好胡服，景师作胡床，此盖其始也，今交椅是也。”由于交椅可折叠，搬运方便，故在汉代常为野外郊游、围猎、行军作战所用，很少用于家具之用。

$ z5 U) R' N* r) }/ _; x1.3 对《手摇纺车图》中纺妇发式的疑问
由于图1中纺妇的发式并不像是西汉和东汉妇人的发式，所以图1应该不是汉代壁画的摹拟。西汉时期妇女发式的主要特点是发髻不高梳，多梳于颅后或肩背处挽成发髻。当时主流式发式有2种，一种是先将头发中分或偏分，梳至肩背处挽成发髻，露出发稍，这种发式可从陕西西安任家坡西汉墓出土的女陶俑得到映证(图3)；另一种是头顶头发中分成两部分，再将两部分头发同时梳至颅后中央，绾成一攥，发稍从攥的中心穿出，左鬓留出一缕垂稍髻，这种发式可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青铜贮贝器人物中得到说明(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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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h# _9 U8 Z1 `5 c对比图1与图3两妇人的发髻，可见图1中纺妇与图3中西汉妇人发髻的明显不同；对比图1、图4，因为不能看见图1中纺妇左脸，所以不能断定图1纺妇是否有垂稍髻，但似乎图1纺妇颅后的发稍没有从攥的中心穿出，使其发式似乎很大，明显不像是第二种主流式发式。综合比较西汉两种发式的特点与图1中纺妇发式的特点，可以断定图1的纺妇形象应该不是西汉时期的人物。东汉时期妇女的发式已从颅后或肩背处移至头顶，发髻形式各异，变换无穷。有梳一个高髻的，有梳双髻的，有梳三髻的，有梳扇形的，还有盘髻的，等等，而垂稍仍是十分流行的梳发形式，这种发式可从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墓(东汉)出土画像石中的女性人物得到映证(图5)^[4]。显然图1与图5的发式完全不同，可见图1中的纺妇应该不是东汉时期的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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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手摇纺车图》中曲柄使用的疑问
图1中明确画有手摇曲柄装置，这让笔者质疑。一方面，从直接证据方面入手，笔者考察汉代帛画、画像石、画像砖中的纺车图像信息[5-7]，都没有发现手摇曲柄装置。即使纺车没有手摇曲柄装置，也不会影响其操作，因为可以徒手拨轮辐，使之转动纺纱[8]。从山东滕州市龙阳店出土纺织图(图6)中可看出，从事络纬的妇人正在用手转动轮辐，并没有手摇曲柄装置。

另一方面，从间接证据入手，考察中国古代机械工程方面中与纺车相似的手摇曲柄信息。虽然，立式手摇曲柄(指曲柄与水平面垂直)早在汉代就已应用于转磨中，但与纺车中的卧式手摇曲柄(指曲柄与水平面平行)有区别。因为古人技艺多囿于本领域，很少有交流，所以在此可暂不考察转磨对纺车的影响。古代辘轳中的手摇曲柄和纺车的卧式手摇曲柄有相似性。因为两者的工作轮面都是垂直于水平面且它们的曲柄都是卧式，所以确定辘轳中手摇曲柄的应用时间可以佐证纺车中手摇曲柄应用时间的大致年代。迄今所见到的最早辘轳残件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遗址的。
3 W$ q8 t- l' t, h  r6 }后期遗址——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的矿井中发现的一根木制辘轳轴(图7)，但它却不是用曲柄驱动的，而是靠固定在辘轳轴的横杆或者靠齿轮驱动，因此它不能作为曲柄出现的佐证。战国时期成书的《墨经•备高临》中提到守城用的“连弩之车”，有的学者认为“连弩之车”中已经使用了辘轳[9]。“连弩之车”是一种用绳扣系箭尾的长箭，射毕后可用辘轳将其卷收回来，以便再射，是谓连弩之意。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东至琅邪时，曾使用这种连弩射捕海中之鱼(可能是鲸)。“连弩之车”中的辘轳应该是轮盘，并没有手摇曲柄装置。因为参考成书于北宋的《武经总要•器图》中的床弩图例(图8)，弩的轮盘是由轴上插入木棍构成，并没有曲柄装置[10]。到汉代的辘轳有2种：一为滑车式，河南省洛阳市出土的汉代陶辘轳即为滑车式(图9)；另一为细腰式，辽宁辽阳市三道壕汉墓壁画中的辘轳即为细腰式(图10)。两者之共同点是：只改变了力的方向而不省力，并没有手摇曲柄装置。直到唐代才有手摇曲柄装置的省力辘轳，张春辉先生著作所描述的辘轳即是这种省力辘轳[9](图11)。而中国古代最早涉及纺车卧式手摇曲柄信息(包括文字和美术信息)的是北宋画家王居正所作的《纺车图》(图12)，图12中某根轮辐上垂直钉入一根圆木，作为手柄，这根圆木与其固定在一起的轮辐形成简化的手摇曲柄装置。可见汉代没有出现卧式手摇曲柄纺车，而图1却显示汉代有手摇曲柄纺车，推断图1可能不是汉代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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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u3 S; }6 ~8 i3 R, N" i1.5 对《手摇纺车图》近代性的疑问
图1与1905年英美烟公司设计出品的《纺纱》烟画(图13)有惊人的相似度。从纺车的构造来看，两图中的纺车完全是一样的；从两图中纺妇所纺的纤维来看，都是棉花。图1中的纺妇左手处有一要很长的条状物，应该是棉条，因为韧皮纤维都不以拉条的方式纺纱而是以绩接、加捻的方式在纺车上纺纱。两幅图惊人的相似，即可说明图1的可疑性。棉花人工栽培的发源地在印度，其进入现在中国版图较早，但进入汉族区域的时间相对较晚。棉花传入汉族区域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从西域传入。棉花直到唐代才从西域传播到陕北地区，由于陕北地区湿度不够，棉纱易断，只能纺织较粗糙的棉布。更为重要的是引种的棉花品质差，愈向内移，愈碰到丝织业的强大抗拒力，所以一直内移较慢。另一条是从云南传入。云南传入的棉花又分两路传播，一路从四川，一路从东南沿海向汉族区域传播。直到元代棉花才普遍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种植，汉族人的纤维消费习惯彻底改变，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1]。图1中纺妇的衣着显然属汉族样式，若图1是汉代出土的图像信息，但为什么会出现汉族普通老百姓纺棉花的图像信息呢？这不得不让人对图1生疑，此图极可能系今人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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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古代手摇纺车史的再界定
既然图1本身存在着问题，那么中国古代手摇纺车史的变迁就需要进一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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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8 a& d$ a0 v9 t' ]2.1 中国古代手摇纺车出现时间的再审视
手摇纺车为最初的纺车形制已成定论，但纺车在中国何时出现？至今没有定论，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王若愚先生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早在商代就有了手摇纺纱的雏形。他的基本论据是河北藁城台西村出土的2只商代中期的锭轮，一只形似“I”字形线轴，顶底直径均为3.2 cm，厚2.2 cm。另一只较小，形制有别，似现代缝纫机的底梭，顶底直径均为2.5 cm，1.8 cm，顶底并饰有圆圈纹。王若愚先生认为这两只锭轮是用于纺丝的纺锭，故他认为纺车在商代已出现[12]。对此，笔者提出4点疑问：

1)王若愚先生认为手摇纺车在商代存在，另一方面从“手摇”二字说明他认为商代已有曲柄装置应用于纺车。通过前文分析，笔者认为唐代之前纺车上不可能有曲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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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藁城台西村出土的这两只商代锭轮也可作纺专中的纺轮之用，并非只能作纺锭之用。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像这两只锭轮形制的纺轮被大量发掘出来，这是否说明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手摇纺车呢？显然王若愚先生的推论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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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 S) n9 d% O: K$ }; G3)按照王若愚先生的观点，河北藁城城台西村商代中期遗址中已发现当时商人已使用手摇纺车。那为什么其遗址中却又出土陶纺轮162件、石纺轮5件呢[13]？既然手摇纺车比纺专效率高得多，为什么商代人还会使用纺专呢？显然，手摇纺车甚至无曲柄的纺车在商代根本没有出现。另外，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玉纺轮(纺专的主要构件)22件。妇好是公元前12世纪商代晚期国王武丁的王后，如果商代已有纺车，那为什么商代晚期王后墓中只有玉纺轮，而没有玉纺车呢？玉制纺车的用玉量对于商代王后的陪葬，并不是难事和大事。因为妇好墓中随葬器物共1 938件，其中玉器有755件之多[14]，可见商王室用玉之多。妇好墓中没有发现玉纺车，只能用直至商代晚期还没有出现纺车来解释。

4)商代甲骨文中并没有与纺车有关的字出现，但有涉及纺专纺纱的“专”字出现，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纺专纺纱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普及性和社会地位。既然商代使用手摇纺车已被否定，那么手摇纺车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通过夏、商、西周考古，发现这三代的纺纱工具都是用纺专[15]。而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小雅•斯干》中有“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瓦”即是纺专(另解为瓦，在瓦上可用手搓捻绩接植物韧皮纤维，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纺车可能没有出现)，全句的意思是生了女儿，放在地上睡，把她包上小褓被，给她玩纺专。看来春秋时期纺专纺纱是女孩子从小必须学的。而长沙战国墓曾经出土过一块苎麻织物，其经线密度280根/10cm，纬线密度240根/10cm，比现代经纬各240根/10cm的细棉布还要紧密。这样细的麻纱，用纺专很难纺出，只有用纺车纺纱才有可能[16]。据此推测，成型的手摇纺车(没有曲柄装置)可能出现在战国时期。如果成型的手摇纺车出现在战国还只是推测的话，那么在西汉，纺车(没有曲柄装置)被充分利用则是不争的事实。

) e" X/ j+ E6 ?% q7 L4 d2.2 中国古代手摇纺车的形制变迁
在汉代帛画、画像石、画像砖中都可见最早的手摇纺车形象，特别是金雀山9号西汉墓出土帛画中的纺绩图(图2)，图2中有纺车一部，它的形制是手拨轮辐传动的纺车：它没有绳轮，而是由众多竹片或木片制成轮辐，固定在轮轴上，用绳索或皮带绕在众多轮辐顶端，顶端呈凹槽状，绳索或皮带就固定放置在这个凹槽里，绳索或皮带在轮辐所构成的“虚拟圆”的上顶点和下顶点伸出与锭子连动。当然这种纺车也没有手摇曲柄装置，纺纱时用手指拨动轮辐，绳索或皮带在轮辐顶端开始传动，带动锭子运动，从而纺纱。这种最初形制的纺车后来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演变成有绳轮的手摇曲柄纺车，直到北宋还可以看到这种编排方式传动绳索或皮带的纺车形制(图12)，但它有手摇曲柄装置。从图12中可见纺车有手摇曲柄装置，但还是轮辐传动绳索或皮带，所以这种纺车可称之为手摇曲柄轮辐传动纺车。其后，出现手摇曲柄轮制传动纺车。手摇曲柄轮制传动纺车的特点与手拨轮辐传动纺车有明显的不同，前者动力机构形成一个完整的车轮状，后者的动力机构仅是一个“虚拟圆”形。而两者的传动机构是相同的，都是传动绳索或皮带分别绕在动力机构和锭子上，形成环状。关于传动的操作，两者也有区别。前者是通过手指拨动轮辐，绳索或皮带在轮辐顶端开始传动，带动锭子运动，从而纺纱。后者是通过手摇曲柄带动圆轮转动，在圆轮上绳索或皮带与其部分环绕，并与锭子形成环状，这样绳索或皮带在圆轮上和锭子上做循环运动，通过绳索或皮带对圆轮的摩擦引致绳索或皮带对锭子的摩擦，从而转动锭子，进而纺纱。手摇曲柄绳轮传动纺车是手摇曲柄轮制传动纺车最广泛使用的一种形制，它的出现较晚，甚至比东晋时期出现的脚踏纺车还要晚，直到在元代王祯的《农书》中可见到它的图像信息(图14)，近代也大量出现带绳轮的手摇曲柄纺车(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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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手摇纺车的形制变迁为：手拨轮辐传动纺车(战国)→手摇曲柄轮辐传动纺车(北宋)→手摇曲柄轮制传动纺车(元代)。

3 结 语
* O+ M" W4 n; W: L7 H中国古代手摇纺车史的研究，在学术界未引起相当的重视，很多纺织史专著认为手摇纺车自商代已出现，到汉代基本定型，很大程度上由于刘仙洲先生所藏的《手摇纺车图》引发的预设所致。然而，笔者认为此图有些疑问。基于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手摇纺车的图像信息和相关文献信息，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手摇纺车的发展并非在汉代已定型，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先后经历了手拨轮辐传动纺车、手摇曲柄轮辐传动纺车、手摇曲柄轮制传动纺车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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