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机器棉纺织工业

广州机器棉纺织工业

( N: N) q4 Z2 ?# T" @  Y

张克坚

! N2 _. Y9 U! w) @" `; O9 q

抗战胜利后的蓬勃发展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广州市的国民党“劫收”机构人员，四出活动，连首先进城的“别动队”“新一军”也趁机“劫收”，如对沦陷时期曾替日商洋行加工织布的机织布厂，就先由“别动队”、“新一军”进驻，搬走纱布，继而有“肃奸委员会”、“经济特派员公署”进行查封，有时厂主们找门路“讲数”（贿赂）得以揭封，但又被另一机构查封，这样反复经过几次“磅水”（交钱），约半年后才安定下来。
1 A' ~3 [4 J7 y. @; G2 l( _! [- p
7 Y2 r0 Q1 [4 a  Q: h由于经过了八年抗战，国内各地和东南亚一带，战后均要休养生息，人民群众急需补充衣着，因而手机织布业先得复苏，特别是东南亚地区，需要大量棉布，曾向广州采购。一九四六年，外迁的动力机器织布厂陆续复工；原被国民党机构查封的厂，也揭封投入生产；也有华侨从国外回来设厂：如越南归侨开设的裕南布厂、上海迁来的天龙布厂、佛山迁来的泰盛布厂。还有一些新开设的布厂。一九四六年年底统计全市动力机器织布厂计有：绵远新、华新、益新、绵远丰、力行、环通泰、展丰泰、佑泰、吴义兴、利民、红棉、华民新、裕南、华一、广益燊、天工、锦荣、民兴、建新、泰盛、张锦新、三新、广兴、联德成、兴民荣、昆裕泰、裕生源、裕华源、华南、万安、西成、永德、嘉和、新生、维新、永艳色、永新、魏和昌、魏宜丰、张富昌、张宏发、丘泰安、江仁兴、永安、广祥兴、张石心、太平、东发、新民兴、廖荣盛、邹鸿和、裕民、天龙、力生、永成、罗民生等共六十八家，共计动力织布机一千七百多台。其中天工、天龙的设备是全铁机，永艳色部份是全铁机，其他各厂是铁木织布机。机台数最多的为绵远新、华新厂，各拥有百台，最少的为张锦新厂仅有四台，一般是三、四十台左右。
9 w. p9 x9 }% n7 d
+ `3 O" s% F$ M1 r各厂的产品，多供应本省各地，有小部份运销到邻省广西及湖南、江西的南部地区。比效有名的如泰盛的椰树牌府绸竹纱布、华新的云鹤牌呢布、永新夹布、张宏发的冷仁（用染色夹纱织成的布料）等，所用棉纱多是上海申新纱厂、永安纱厂生产的各种纱支（有二十支、三十二支、四十支、四十二支双股及六十支）。每天用纱量平均为二千七百扎（每扎十磅）。各厂都是出产各类呢布（并纱）、夹布、府绸和被布。其中天工、天龙厂采用全铁机，只适宜织重庄帆布，销路不错，甚至还加班生产，供不应求。
2 L' t4 M& U8 q+ O3 d. }3 v
在棉纱生产方面：除国民党政府广东实业公司开设的广东纺织厂，生产五羊牌棉纱外，上海的申新纱厂也到广州设第二纱厂，纺纱锭和广东纺织厂数量差不多，均有一万八千锭。两家厂生产的棉纱，多是粗纱支，产量也远不能供应各布厂生产的需求。

机器织布厂之间，彼此在改革生产方面也相互竞争，如抗战前，在染纱方面，多用直接、硫化染料；抗战后，则普遍使用瑞士的汽巴实色染料（通称阴丹士林），织成布后进行加工丝光，并讲究装潢，各出自己的商标牌子投入市场。销售方面，除有些外地客商直接到厂订货外，（也有由上九路的土布批发商订货）其余多在上九路、光复南路的布店批发户寄售，由这些店收回九七扣（即收3%），在寄售过程中，难免有时“食价”（厂方定价寄售，但实际售价高于定价时，仍按定价结算）。所以个别厂在上九路设有门市部如绵远新、华新、永新及华一厂，直接产销，以减少了中间环节。
. p7 X" s' y* R: N. u; |6 h  |! N

有关产销及资金等情况

1 S+ K, f" ^4 `+ |  Q抗战胜利后，美国的战后剩余物资纺织品大量涌进广州，尤以军用、工业用的帆布为多，受打击最大的是天工、天龙两间布厂。这两家厂是全铁机，以织重庄帆布为主，产品是提供军用和工业之用，当时无法与美国这类产品竞争，因而被迫停工，直至一年多以后这类进口物资逐步减少，才恢复生产。另外，英国亦有府绸（广州一般称为竹纱）进入广州市场，由于价格昂贵，销售不多，而广州生产的柳条竹纱，多是面向省内的各城镇及农村，在花色及价钱方面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受冲击较少。
* u0 x! x1 |" P
上海生产的布匹，南运广州的也不少，有申庄专办上海纱布来市，但产品多是印花布、细布（扣布）、斜布和一些呢布类，呢布花色单调，且不合广东的销路，而广州产品花色则采取多样化，具有南方的色调，如所织的一种呢布，在并纱时加上一条丝作经，织成布后则有闪光感。一九四七年后，广州的布厂陆续使用瑞士汽巴厂的实色染料，提高了质量，畅销一时。

' y- Z$ V1 I$ v7 c至于原料方面，由于广州毗邻香港，染料有的可以走私进口，有的可在染料店买到，成本较轻。加上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间，国民党政府当局经常限制上海纱布南运，为广州市的机织布业带来发展的有利条件。所以，在广州解放前夕，广州的机织布业蓬勃发展。
1 S% P$ I* o( `2 M4 C; l: P
行业中厂与厂之间的竞争虽有存在，但矛盾并不很大，因各厂都有自己的风格、牌子和销路。资金比较雄厚的厂，在夏、冬季到来之前，已提前几个月织成下个季度的产品，待接近换季时，大量推出销售，当新产品面市时，一般小厂就难以跟上，因而要各自“独出心裁”，设计生产自己的产品。厂与厂之间很少互相参观访问，而各自保密，甚至有些厂对于染色配料，不仅不能为同行所知，连发给染纱部门的染料配方也全用代号，配料室是“谢绝参观”的。一般工厂生产时间为十小时，如遇到赶货，工人不足，对于织布工艺较好的工人，则以提高工资手段“挖墙脚”雇请。到年终时，则用送“红包”、金戒指、和发双薪等手段，彼此互相争用技艺较好的工人。
- a( @, N/ ^& k7 ?1 Z
该行业的生产过程，由棉纱到织成布匹，要较长时间，往往要十天左右，由准备阶段的浆染、纺经、整经、上机、纺纬、织布、整理（包括丝光、骟布、包装）才能出厂，工业生产的生产流程长，不可能“朝种树，晚板”逐匹出售，而要整批出售，最少都要小量批发，因此，在资金方面是需要较多的，一家厂除机械设备外，每台织布机，最少要有三十扎到四十扎棉纱（每扎十磅）作流动资金。解放前因币值不稳，一般以棉纱作计算本位。如以一九四七年开设的天龙布厂为例，这家厂有六十台织布机及辅助机械设备，一九四八年值港币五十多万元，其中机器设备占三十万、流动资金占二十多万元。从工人数来说，一般是一台织布机，要配备三个至四个工人，包括管理人员、纺经、纬工、织布工、保全工等。织布工、纺经纬工、整经工都是计件工资。全厂职工人数达二百一十多人。全行业织布机有一千七百台，职工总人数达五千余人。在产量方面，每台机正常每天一班计，平均可产三十多码布，正常机器运转每天全行业可产布一千七百匹左右。

在经营管理方面，一般的厂设有经理，负责全部业务，兼联系购销，厂长负责生产安排，检查督促有关生产情况和质量。管理部门设有原材料的保管、收发，财务则设出纳、会计，小厂则多是由经理自已兼理。生产部门设有准备部门（或称车间），如浆染，打经、纬，整经等，成品部门（即织布车间）有织布工、保全工等。由于是私营企业，生产计划是很不完善的，一般是靠市场行情和季节习惯来定产品，有时是“以销定产”，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当旺季货缺时，有句流行俗语“好市无次货”（以次充好），如产品畅销，则可能造成盲目生产（赶货），淡季一来则产品积压，说不上有什么“计划管理”。
) u4 `9 N' {2 d+ o- V

广州机器棉纺织同业公会的成立

/ C& U1 G0 m& [- Y抗战胜利后在广州开设的共有六十八家动力机器织布厂，是全市用纱量最大、设备较统一、资金较多的一个行业。由于战前原织布工业中，手机织布厂（包括家庭织布）占份量很大，有三数百家之多，而动力织布厂是由手工织布厂发展起来的，仅占织布业中的少数，所以一直同属于织布工业同业公会。抗战胜利后，新兴的机器织布厂脱离了原同业公会，另行成立“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其原因有下列几方面：

一、机器织布业在抗战后成为一个大行业，国民党税收机关则课以重税，有直税局的直接税，市地方税局的营业税，其估征的税率及税额之高，是全市各工业行业之冠，而手工织布厂则所征甚微，还没有征直接税，因此机织布厂请求当时的织布同业公会出面如实反映，减征这项重税，但原公会不够重视，原因是原公会的理事多是手机织布厂的负责人，无切肤之痛，这就引起各机织布厂负责人的反感，迫切需要有一个合法社团出面进行交涉。

二、抗战后，国民党政府限制纱布南运，由于机织布厂每天所需棉纱数量较大，而织布同业公会的理事们，多是手机织布的，需求纱量不多，对机织布厂的呼吁不大理会，引起机织布厂的不满。
) _2 ]3 ]% F" \+ k* S
9 F, e2 d) }7 Y* i+ g$ Q-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