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与发展简介

咱们首先说说，何为“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

* O2 m! M8 z- o! B3 z$ S' e9 {4 Z

《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解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8 u/ n4 x: M  ]- `1 H2 N' X3 e

19世纪德国学者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中，描写了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交通路线，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并在一张地图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具体提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由此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谓。

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外贸易通道，但后者自西汉初期形成一直沿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这2000多年的中、外贸易历史中，中国的主要输出品有时是丝绸，有时是瓷器，或其他；而外国的贸易商品更是五花八门，因此有的学者也称之为瓷器之路，或皮货之路，或丝香之路，等等。既然丝绸之路已约定俗成，也就径称海上丝绸之路。

$ Q& W, _9 s0 @' E4 t) {# r0 f

1990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沿港口考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史的研究。

    下文阐述了“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与发展
3 k/ G" D, N6 \$ P) C

6 T% J% u' n" R, m

一、先秦南和越国时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

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顿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

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 S) }! p5 z5 b! R

二、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乳香（薰炉）和家内奴仆（托灯俑）乃以往输入品中所未见。

由于两汉版图扩张到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政府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闻“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禺、徐闻、合浦（今合浦附近）、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与内地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也由此显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26年）置广州（郡治今广州市），加强了南方海上贸易。

有史料可稽，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经营方式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一是外国政府遣使来中国朝贡。

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输入品有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银宝器、犀象、吉贝（棉布）、斑布、金刚石、琉璃、珠玑、槟榔、兜銮等。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易的发展，致使对外贸易收入成为南朝各政权的财政依赖。

四、隋唐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

隋统一后，加强了对南海的经营，南海、交趾为隋朝著名商业都会和外贸中心；义安（今潮州市）、合浦也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对外交往港口。

唐朝经济发展，政治理念开放兼容，外贸管理体系较完善，法令规则配套，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和畅通。

唐朝海上交通北通高丽、新罗、日本，南通东南亚、印度、波斯诸国。特别是出发于广州往西南航行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历9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全程共约14000公里，是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此外，广州可能也开辟直航菲律宾岛屿的航线。

自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设市舶使后，市舶使（一般由岭南帅臣兼任）几乎包揽了全部的南海贸易，注重经济效益，为地方和中央开辟了可观的财政来源。另外地方豪族和地方官乃至平民也直接经营海外贸易，促使社会生活发生变化。

出口商品仍以丝织品和陶瓷为大宗。此外还有铁、宝剑。马鞍、绥勒宾节（Silbinj，意为围巾、斗篷、披风）、貂皮、麝香、沉香、肉桂、高良姜等。进口商品除了象牙、犀角、珠玑、香料等占相当比重外，还有林林总总的各国特产。特别要提到的是“昆仑奴”的贩进。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对唐代社会的变革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五、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

宋朝一系列对外贸易政策力图达到这样的目的：一是保证市舶司掌握的舶货源源不断地向京师输送；二是尽可能扩大市舶司直接掌握的海外进口商品的数量和价值。

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南宋末海盗活动特别猖獗时则另当别论。

由大食国（指阿拉伯半岛以东的波斯湾和以西的红海沿岸国家）经故临国（今印度半岛西南端的奎隆），又经三佛齐国（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达上下竺与交洋（即今奥尔岛与暹罗湾、越南东海岸一带海域），“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广州）者，入自屯门（今香港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今陆丰甲子港）。”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中西航线。这条主干道的航线除了向更远伸展之外，还有许多支线。

市舶司制度至宋代已逐渐完备。其职能为：第一，对出口商船的管理与服务。包括发放中国商船出口许可证；检查有无夹带违禁物品；设宴饯行即将出海的中国外商船；护送商船到珠江口；给前往国内其他港口的中国商船以“防船兵仗”等。第二，对进口商船的管理与服务。包括船只到达之前的祈风祭神；检查进口船只有无夹带违禁物品、进口货物的抽解、博买；接待外商、贡使等。第三，其他与外贸有关的事宜。例如向朝廷报告贡船到岸消息，向汴京、行在纲运舶货，出卖舶货等。其根本目的是保证中央有效操纵市舶使以控制外贸。

“元丰市舶条”在加强朝廷对外贸的管理方面影响深远，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

流动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有：（1）中国政府允许出口者：丝织品、陶瓷器、漆器、酒、糖、茶、米等；允许进口者主要有：香药、象犀、珊瑚、琉璃、珠钊、宾铁、鳖皮、玳瑁、车渠、水晶、蕃布、乌樠、苏木等。其中香药种类繁多，数量甚大，价值也高。（2）中国政府允许进口者：金银、铜器、铜钱。中国政府不允许者：兵器及可造兵器之物、一部分书籍。还严禁外国货币进口，以防“紊中国之法”。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六、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元代与中国交往的海外国家和地区，见于文献的就有220个左右，数量上是南宋《诸蕃志》的4倍多。元人还对中国以南海域作了“西洋”和“东洋”的划分。这是海外地理知识的进步。

元政府制定了“至元法则”和“延佑法则”，相对于“元丰市舶条”来说，前者是全国一律的系统规定，侧重于商船管理、商品管理和征税、中外商人使者管理与限制等方方面面。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

《大德南海志》记载元代主要进口商品是：包括象牙、犀角等在内的宝物，各种布匹，沉香、檀香等香货，不同种类的珍贵药物，木材，皮货，牛蹄角，杂物，共八大类。

4 b5 L( m: b& E# y

七、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

明初实行“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以及“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的政策。但对广东则特殊：一是准许非朝贡国家船舶入广东贸易，二是惟存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三是允许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1）向西航行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1年间）：这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曾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南纬8o55"的麻林地（今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西瓦尼）。但李约瑟认为明代已有大帆船到过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而进入大西洋水域。这对后来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向东航行的“广州—拉丁美洲航线”（1575年）：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向东南航行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继而，穿圣贝纳迪诺海峡基进入太平洋，东行到达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和秘鲁的利马港(Lima)。这样，开始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元日趋发达，迄于明代，达到高峰。

隆庆以前主要实行的贡舶贸易，是合法的官府经营方式。皇帝朝见并赏赐完贡使后，便准许贡使将携来的非贡货物在会同馆开市贸易三五天。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其目的是保证海禁政策的顺利实行，并把对外贸易置于朝廷的严格控制之下。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在隆庆之前被视为走私贸易。之后，海禁开放，贡舶贸易衰落，市舶贸易成为合法的和主要的经营方式。

根据《万历明会典》，进口商品主要有七大类：（1）香料类，如胡椒、薰衣香和龙脑等。(2)珍禽异兽类，鹦鹉、孔雀、黑熊、红猴等等。（3）奇珍类，珊瑚、玳瑁、象牙、玛瑙等是也。（4）药材类。（5）军事用品类。（6）手工业原料，主要有锡、红铜、石青、硫磺、碗石、牛皮、磨刀石、番红土、西洋铁、回回青。（7）手工业制品类则多见各种布匹。出口商品主要是瓷器、铁器、棉布、铜钱、麝香、书籍等，其中尤以生丝、丝绸和棉布为最大量。

唐宋的市舶制度旨在增加财政收入“以助国用”；明初则冀藉之执行海禁又能“怀柔远人”；明后期又以增加财政收入的经济目的为己任，截然有别。但明后期私人海商贸易日益发展，市舶司难以身兼海关和外贸的双重职能，这样一来，先是“官设牙行”取得了海外贸易的垄断权，接着三十六行代市舶司提举主持海外贸易和代理收税之事。市舶司机构便形同虚设了。

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丝织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分工的细化；商品性农业、货币经济和城市市镇的发展；海外移民潮的出现和“华侨”对住在国的作用；中西文化交流；等等。

八、清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从海禁到广东一口通商，是清代对外贸易史的重要转折点。

在明代诸多航线的基础上，清代又开辟了北美洲航线、俄罗斯航线和大洋洲航线等。

同时，外贸的港口有所增加，地域有所扩展，来往商船频繁，商品量值上扬。

出口商品中茶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丝绸退居次席，土布和瓷器（特别是广彩）也受到青睐。进口商品中，就吨位言，棉花居首，其次是棉布和棉纱，毛纺织品退居第三；就价值言，鸦片逐渐占据了首位，并从原来的走私演化到合法化。特别要提到的是，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前的“苦力贸易”至战后则颇为猖獗。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粤、闽、浙、苏4省设立海关，这是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

清代广州的外贸制度是具有代表性的。它是在从十三行到公行，从总商制度到保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管理体系。行商主要负有以下四方面的责任。第一，承揽进出口贸易；第二，代理外商报关缴税；第三，担保，行商互保的同时，还要为外商担保；第四，充当外商与官府的中介。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许多国家逐渐在中国设立商馆。

清代海外移民形成高潮。“华侨”还纷纷在住在地建设会馆，并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国内外市场网络的扩大、农业商品化的推进、民族工业的兴起、城镇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

九、民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滑坡

这一时期，香港逐渐演变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重要转口口岸，除了洋行之外，在抗战前英国一直是第二大贸易伙伴，抗战后为美国所取代。

民国前期，出口商品以生丝和丝织品为最多，茶叶有所下降，水草类编织品也较大宗，瓷器一般供应给海外华侨，其他还有烟叶和糖蔗等；进口商品以蔗糖和大米为大宗，五金类的数量继续增长，水泥也是重要的进口商品，海产品多由香港进口。民国后期略有变动。

民国时期列强夺取了关税收支及保管权，关余（关税开支后的余额）也被外国银行控制，中国的海关监督无权过问；省港大罢工后有所改观。

走私问题极为严重，民族工商业惨遭打击。

民国前期蚕丝业鼎盛，但自1930年代后便开始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