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纺织工业发展史

发表于 2020-4-6 09:44:51

天津1731年起为清直隶府治所在，后为清直隶省的省会，1928年改为特别市。

一、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东部，海河下游，濒临渤海，水陆交通方便，港口腹地辽阔。很早以来即为漕运枢纽，又是长芦盐的产销基地。17世纪初，天津已成为华北地区的经济重镇，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1840年鸦片战争后，根据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天津被辟为商埠，次年设海关。以后，英、美、法、德、日、俄、比、意、奥等9国在夭津设立租界，开设洋行、银行、商店，进出口贸易日益兴旺。1867年起，清政府在天津创建机器局、大沽船坞、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是近代工业的开端。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在中国取得了设立工厂的特权。至1913年，外资在天津建立的工厂约有15家。

1907年和1912年，北宁铁路和津浦铁路先后建成，天津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官僚、富商和洋人陆续在津开办工厂，搞进出口贸易。在此基础上，近代纺织工业在天津开始产生和发展。

发表于 2020-4-6 09:57:25

二、发展过程+ i7 W& m, `- Y4 E p4 e3 ?, X( C1 V
(一)形成阶段 ( 1860年一1931年9月)
19世纪初，天津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棉花集散地，也是我国棉花输出和棉纱、棉布进口的主要口岸。1863年天津进口各色棉布共20多万匹，价值白银101万两，占洋货进口总额的16%。至1883年，棉布进口量已达296万匹，价值632万两，占进口总额的61%。棉纱进口也逐年增加，1880年达6. 1万担，价值114万两，仅次于棉布而占当年进口总额的8%。另外，我国的棉花、羊毛也通过天津港口大量输出，促进了天津纺织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1898年 8月，曾任英商天津汇丰银行买办的直隶候补道吴惫鼎，自筹资本创办了天津机器纺绒局，后毁于义和团事件。1903年天津候补道周学熙在天津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任首任总办。他鼓吹“大兴工艺”，倡导开办工厂，为北洋实业奠基人。1904年又成立实习工场，设机织、染色、提花等12个科目，从此开始有了机器织布业。此后，天津及周围的郊县陆续兴办了数十家机器织布厂。1915年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纱厂— 北洋政府官办的直隶模范纺纱厂在宇纬路西头开办，有纱锭1536枚，资本15万银元。次年扩大到5000锭。1916年章瑞廷创办恒源帆布有限公司，后与直隶模范纺纱厂合并，改名为恒源纱厂。该厂1920年8月开工，有纱锭3.02万枚，布机299台。1916年周学熙从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下野后，致力于实业，被推举为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于1918年建成天津华新纱厂(以后又在青岛、唐山、卫辉三地建立3个纱厂)。1918-1922年，天津又有裕元、北洋、裕大、宝成等纱厂相继建成。以上6个纱厂共有纱锭23. 7万余枚，布机799台(详见表)。

此外，天津市区还有单织厂87家，布机 1821台。至此，天津已成为我国北方近代棉纺织业的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天津附近的宝抵县，1909年由当地纱布批发商张文瑛从湖北武昌购来津市内各大纱厂陆续筹建，相继投产。利生纱厂因设备陈旧，效率低，成本高，质量差，以致在竞争中逐步衰落，时开时停，到1934年终于停工破产。

天津的近代织染业，包含色织、白织、棉织、针织、染线、染布等业，当初是为进口纱、布加工而发展起来的。1904年官助商办的天津织染缝纫公司成立。1911年宜彰织布厂，先织沙发布，后改营帆布。同年又有张相东、赵振清开办的裕华织染公司，生产平纹色布，当时与振新织染工厂、天津实业工厂、利兴成记织染工厂等生产的色布均称为“爱国布”。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全面抵制日货，“爱国布”供不应求，促使织布业很快发展。至1929年，织
布业发展到328家，共有织机4805台，职工7837人，资本68万余元，其中生产丝织、丝麻，丝和人纤、棉和人纤交织物的厂占总厂数的77. 7%。 1930年织布业受洋货涌入的打击，破产停工达半数以上。

天津的近代染整工业始于1929年曹典环开设的华纶机器染织厂，首以机器染阴丹士林布，生意非常兴旺。不久，福元、北大、博明等3厂相继创立。此时，又有同顺和、义同泰两家手工染坊争相仿制机器，改为机器染整工厂，产品销往北平、陕西等地。

天津的近代针织工业始于1912年。当时有一英商洋行名捷足者，以高价发售针织机器，此后，天津有习此为业者。1913年王济中创设福益公司，分女子及男子针织两部，同时又常至日本考察，以改良国内针织业。于是国人随王氏而创办针织厂坊者相继而起，尤以捷足洋行旧主顾为多，主要有郭有恒、义生、矩华顺、崇华4家。1918年王氏从日本购得自动机，组织天津针织公会。次年，华北公司采用电动针织机失败。1920年织帽、手套、围巾、衬衣、衬裤等机器陆续从日本输入。两年后，笨机(即平织机一种)皆购自上海，不再从国外输入。同时王氏又在天津制造自动织机，于是针织厂坊创立增多。至1929年，天津针织厂坊达154家，工人 1610名，散处工577人，皆为缝袜工人，资本总额18万余元，共有针织机1265架，每家通常6-10人，针织机数台。全行业年耗棉纱51. 70万余元，毛线38. 67万余元，人造丝2. 78万余元，染料3万余元。产品以袜子为多，年产线袜、毛袜、人造丝袜共45. 41万余打，衬衣0.62万余打，毛裤0. 23万余打，毛衣0.48万打，背心0. 60万余打，围巾0.41万余打，手套1. 78万余打，套帽0. 5万余打，总计年产针织品50. 03万余打。产品除销本市外，主要销往东北三省、北平、山东、绥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地。首家机器针织缝纫厂是1930年由高瑞丘创办的永昌针织缝纫社，有平盘缝纫机两台，购进针织坯料自裁自缝自销。首家纬编针织厂是1931年创办的英商光道成针织厂，有单面棉毛机5台。

天津的近代复制业，包括线带、线毯、毛巾等，是从手工业逐步转向使用动力机器的。织带业起始于1910年前，用人力木机生产民用带。1927年起有电力轴线、团线工厂。生产线毯最早的是1916年由邢詹亭等3人集资开设的生生工厂，开始是人力设备，后来发展到电力织机21台和宽面提花机28台。毛巾厂始于1919年。最早用电力织机生产毛巾的是由陆利福、史和庆创办的利和织物股份有限公司，1921年开业。截至1931年，全市共有线毯厂两家、毛巾厂19家、织带厂157家，从业人员1400人。

天津近代毛纺织工业始于1898年。是年，吴惫鼎创办天津织绒局，资本25万两，生产毛毯、军呢等。1900年4月，因义和团事件被毁。1923年英商海京洋行创办毛纺厂，分纺部和染部。1935年英商将纺部改名为海同毛纺厂，有织机20台、三联梳毛机1台，开始时生产地毯纱，后来也生产粗纺人字呢。1931年仁立毛织厂在津建成，1932年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厂投产，天津近代毛纺织工业自此开始形成。

天津为我国近代地毯织造中心，据 1929年统计，天津地毯厂坊达303家，织机274.9台，工人1. 15万余名。机制毛线织造地毯占10%，产品精致，主要输往美、日、英、香港等国家及地区。1928年天津地毯出口值达565. 95万余海关两，占全国地毯出口值的88.9%。

丝织业最早将织染合在一起。1904年直隶实习工场机织科曾生产桑蚕丝织品“洋给 ”，并试验了“友禅染”(一种染上花鸟、草木、山水等花纹的绸子)，产品试销于市场。1912年出现第一家丝织厂— 天津永盛公成记织染厂，拥有电动丝织机28台，工人40多名，以生产人丝绸为主，少量生产桑丝交织物。随后又有玉华丝织厂、大新丝织厂(后改为中华实业公司)、宜章丝织厂等成立，各拥有约30台丝织机。1921^-1930年又出现了利源恒、永盛公记、生生、利利、大德隆、兴业合记、华兴、广生等十几家丝织厂，织机总数达到300台，工人300多人，已形成天津近代丝织业。

天津的纺织机械器材制造业中，最早的两家是1的7年创办的郭天成铁工厂和1910年开设的春发泰铁工厂，起初只能给日商制造布机零件，复制日式布机。后者于1922年发展成有40台车床、 200多名工人，专门生产织布机和打包机的工厂。1914年王济中创办针织机器制造厂。1929年针织厂增至18家，年产针织机2722架，织针275. 8万枚，缝纫机145台，纺车100架。30年代，又有久兴、德合、大来等一批生产织机的铁工厂出现，其中有的厂也制造染厂设备，但规模都不大。纺织器材业始于20年代初，都是小手工作坊。日资在津也开办了旭日、富源、大和等生产纺织机械器材的铁工厂。20年代前，天津的纺机厂以生产木制人力织机为主，1925年后才生产铁木电力织机。

综上所述，在引进外国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天津已经形成包括棉、毛、丝、印染、针织、复制和纺织机械等各个行业的近代纺织工业基地。由于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产品逐步取代了进口棉纱。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8年到1931年，天津棉纱进口从年平均31. 5万担逐渐减少到零。

发表于 2020-4-6 10:11:05

(二)日本侵华时期的变迁 (1931年10月~1945 年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天津纺织产品在东北市场的销路猛降。棉纱销售额从1931年的2300万元降到1934年的500万元，棉布从1200万元降到700万元。1935年伪冀东政府成立，天津市场上日本走私品十分猖撅，仅人造丝一项，1936年就有8. 97万余箱(约2万多件)，而当年天津棉纱产量仅4. 9万件。天津纺织品市场上，日货占65%，天津本地产品仅占17%。
天津 6个纱厂，建厂伊始也曾连年盈利，但所得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者为数极少，而大部作为官利和红利分掉。6个厂的建厂资金均借日、美等国的资本举债起家，加之经营不善，市场萧条，重捐重税，负债累累，遂先后为官僚资本和日资所兼并。恒源和北洋两厂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为官办诚孚信托公司接管;裕大和宝成先后于1933年和1935年转卖给日资东洋拓殖公司和伊藤忠商事公司合组的大福公司(又称天津纱厂);裕元、华新两厂也于1936年拍卖给日资钟渊纺绩公司，分别改为公大六厂和公大七厂。

1936年后，日资在天津新建裕丰、上海、双喜、大康等4个纱厂。大康纱厂后改为岸和田纱厂。1932年开业的达生制线厂，有纱锭3400枚。北洋纱厂在朱梦苏任厂长以后，改善经营管理，扩锭1.25万余枚，1936-1940年曾一度兴旺。到1940年，全市纱锭达到最高峰，共有55. 6万枚，布机2万余台。其中除恒源、北洋、达生等几个民营厂外，全市86. 33%的纱锭为日资所有(详见表)。抗日战争后期，日军资源匾乏，从1940年起，对花、纱、布实行控制;1942年又拆毁近1/3的纱锭“献铁”，以供军用。华北地区原棉供应也告断绝，一些棉纺厂都生产“古棉纱”(旧棉絮纱)和再生布。公大六厂部分厂房为日军生产军火;天津纱厂曾拟改产酒精。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全市仅存纱锭39. 5万枚，布机1. 97万余台。日资双喜、大康及公大七厂全部停工，裕丰、上海、天津和公大六厂基本停工。民营恒源、北洋、达生3个纱厂也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1937年天津日资棉纺织厂基本情况

1934年天津机器漂染业公会成立，有会员5家，到 193 7年增至 13家。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东北资本流入天津，投资染整业建设一些小厂。当时新开设的染整厂有义大、天津、大华兴记、瑞兴、泰山、天增涌、大功、天义丰记、聚兴、汇源、信丰、长兴成、信泰、长顺和、达兴、裕昌、泰和、天成、永茂、益华、义昌、永利祥福记、复聚和、天河、天生福、新华、克纶、永兴荣记等28家，连同原有厂共41家。据其中的39家染整厂统计，主要设备有染槽383对，拉幅机42台，烘干机63台，丝光机38台，电动机1930匹马力，锅炉55台。

7家染整厂还附设漂白生产设备。天津染识厂规模最大，除染整设备最新、最好外，并有织机54台，能够自织自染，最多时有职工200人，每日生产各种色布700匹。

此外，日本染业公司伊藤万商店于1939年开办染业公司天津工场，全部设备为日本和歌山棉布公司的旧设备，有辊筒印花机2台及漂练、浸轧、起毛、雕刻等设备，职工126人，是天津有近代印花设备最早的工厂。

染业公司天津工场用较先进的印染设备，生产三马头牌什色布和印花布，畅销华北各地。后又增加军用布生产，并于1942年增建厂房，增加染缸40只、起毛机4台等设备，生产日益扩大。公大七厂和日商天津纺绩公司于1944年从日本运来旧设备，增建染场，但设备尚未装妥，日本即投降。

日伪时期，夭津染整业都为季节性生产，夏季停产半停产，秋冬季为生产旺季。主要产品以阴丹士林布、海昌蓝布、纳夫妥、硫化色和直接色色布为大宗，多数产品质量低劣。同时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需要，从1940年5月起对棉布实行配给制度，各厂所需坯布由华北纤维协会天津分会限量配给，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加上资金短缺，生产很难维持。日本投降前，天河、长顺和、义昌、信泰等4家染厂被迫转产;长兴、天盛、大功、华光、福元、瑞兴、博明、大华、益华等9家染厂出手倒兑;永茂、瑞和、克纶、华纶等4家染厂拆卖机器偿还债务;其余各厂也处于苟延残喘之中。

针织复制业1931一1937年继续发展。光道成针织厂于1933年转让给华商张潭斋经营，1937年发展到针织机61台，年产针织品39万件。在此期间，还有生生、德记、永昌3家针织厂投产。针织缝纫业和织袜业也有增加。1937年前，永昌针织缝纫社增添了罗纹机1台、棉毛机2台，自织坯料，并购进起毛机1台，专营起毛加工，有“起毛大王”之称。袜厂比较发达，大部分产品销往西北各地，远至新疆，约占全部产量的6000;其余销往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织染业中的利和织物股份有限公司，1933年由原来资本2万银元增加至10万银元。

以后继续发展。1936年引进日本丰田织机12台，提花机、毛巾被单机8台，产品四金钱牌毛巾、毛巾被、线毯和印花床单，远销港澳、南洋各地。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纱布原料被统制，针织厂被迫停工歇业，而日商却在津开设了丸松、莫大小、三和、昭康、宏友等针织厂。针织缝纫业则自营运销，或囤积坯料，搞投机营生。袜厂由于原料被统制，又有日商开设的阪田、恒盛等袜厂的竞争，陷于绝境，不少厂被日资兼并，仅日资恒盛厂就膨胀为一家拥有500台袜机的大针织厂。抗日战争后期，因日本对人造丝原料统制较弱(1944年军用人造丝比重为26. 700)，以人造丝为原料的棉丝织厂、针织厂尚有4家。但棉织业一直不振，利和织物公司也于1944年停产。

毛纺织工业在1931一1937 年也有发展。仁立毛纺厂于1932年正式生产机制毛纱，并制织毛呢。东亚毛纺厂有纺锭900枚，1932年投产初期绒线日产量不过四五千磅，后该厂借全国抵制洋货之机，迎合国民的爱国心理，创立了惬羊牌绒线，畅销国内。1935年东亚又在天津英租界购地40余亩，次年建成新厂，将前纺、后纺、洗染三大工段设备全部配套，并增设了毛织部和针织部，生产驼绒及游泳衣、毛内衣、花毛衣等针织品，产量不断提高，最高年产绒线150万磅，成为当时我国国人经营的最大绒线厂，资本由1932年的23万元增至1936年的100万元。1937年后，日本对羊毛进行控制。开始时控制6000，后来提高到94.600，而且对毛织品低价强行收购，因此毛纺织业衰落，东亚和仁立两厂主要依靠给日军需加工维持生产。而这时日资却在天津开办两个毛纺厂:一是满蒙毛织公司天津第一工场，1938年试车，因水灾延至194。年开工，生产棉军毯、毛军毯和棉经毛纬的士兵呢;另一是泰兴纺织厂，1938年开工，利用废纺做棉毯，经营不景气。1941年公大七厂增设毛织工场，翌年从日本运来染整机器和制帽机器，试制毛线、毛毯、毛呢和礼帽等，1945年7月因火灾大部分机器焚毁。

1940年东亚毛纺织厂从上海引入一套黄麻纺织设备，此为天津近代麻纺织工业之开端。1.941年日本在上海纱厂增建麻场。两个厂的设备能力为年产麻袋050万余条，所用原麻44%依靠印度麻。由于原料一直不足，至抗战后期，年产仅6000条。

1931一1940年是丝织业的发展时期，丝织厂发展到 110多家，丝织机约2000台 (其中50%为人力木机)，工人2000多人，产品达30多种，有夭香绢、雁来红、缎背给、羽纱、春绸、乔其纱、花软缎等，质量也达到可观水平。1938年由天津销往外地的绸缎达56. 8万匹(人丝绸每匹净长40码、真丝绸30码)，折合1900多万米。其中除40%为转口的以外，属天津生产的在1000万米左右。90%以上的产品都是以人造丝和棉纱为原料，桑蚕丝用量极小，1936年耗量仅4吨，占0. 7500。随着丝织业的发展，配套的提花机、整经机、络丝机、卷纬机等也由茂业、信昌、大中光等工厂制造成功，机物料和配件修理等商行、工厂也相继建立，丝织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但是1940年以后，直到1945年，丝织业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这时期唯一发展较快的是东生工厂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原为日商奥京洋行，1937年改业益泰盛工厂，并从日本购入旧织机40台及前道准备设备，专门生产人造丝绸。1939年该厂转售给华人张丽生，1942年张会同日商数人将该厂改组为东生工厂股份有限公司，添置片山及大成式丝织机62台，成为当时天津最大的丝织厂，日产绸2400码，约合2194米。另有1942年从上海迁来的美亚织绸厂，有丝织机40台，工人80人，产品以雁来红、缎背给为主。

综上所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又侵入华北。1941年 12月 8 日天津全部(包含租界)沦陷。日本资本一方面吞并了原来的一些民族纺织工业，另一方面着手新建，扩大纺织工业规模。因此，前期纺织工业有所发展，后期由于侵华战争时久，日本资源匾乏，纺织工业生产也随之而萎缩。

发表于 2020-4-6 10:19:27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恢复阶段 (1945-1949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日本在天津的纺织企业，组成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下属7个纺织企业，即中纺一厂(原裕丰纱厂)、中纺二厂(原公大六厂)、中纺三厂(原天津纱厂)、中纺四厂(原上海纱厂)、中纺五厂(原双喜纱厂)、中纺六厂(原大康纱厂)、中纺七厂(原公大七厂)。

另外，联勤总部还接收了3 个企业，即毛织厂 (原满蒙毛织公司夭津第一工场)、针织厂(原恒昌、丸松等针织厂)、染整厂(原染业公司天津工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纺天津分公司为了恢复生产，于1946年将日本在北平、天津的钟渊、昭和、富源、大和、谦宝、大信兴、安原、昭通等8个铁工场改组成天津第一机械厂，同时将中纺七厂的木管、木梭制造机并入，此为天津近代纺织机械工业的起始。天津第一机械厂开工6个月后，即将中纺各厂待修纱机、布机全部修配完竣，如期开齐。1947年除大量供给纱厂各种机件及梭管外，还完成染槽64台、自动摇纱机50台，试造自动布机4台。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改名为天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机械厂，简称中纺机械厂。该厂仅用1年时间就修复原中纺七厂的全部机器，并突击装备了天津棉纺二厂(原中纺二厂)第三纺场1万纱锭，同时制造了370台自动布机。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是经济部管辖的官办企业，它垄断了棉纺织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原料的收购和外棉的进口。中纺天津分公司在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以及廊坊、杨柳青镇等地均设有收棉花机构，并下设收花站，每个站又联系着4-8个私商代理店，形成了对华北原棉市场的收购垄断网。在产品销售方面，它通过专门的销售机构，联络纱布庄，挂牌行销其产品。当时天津有3000多家纱布庄(其中有2/3是所谓“内庄”，即投机机构)。中纺天津分公司直接挂钩的纱布庄，1946年有1000多户，1947年有1470多户，1948年为1500多户。1947年销售给纱布庄的棉布180万余匹，占总生产量的50%以上。

中纺天津分公司虽已垄断华北地区的原棉收购，但大部分还是依赖进口美棉。1946年美棉大量进口，中纺各厂逐步恢复生产。1947年中纺各厂生产渐趋正常，加上恒源、北洋、达生3个民营纱厂，共有纺锭39. 83万枚、布机9100台(若包括单织厂，共有布机1. 73万余台)，年产售纱12. 44万件、布484. 23万匹(详见下表)。但至1948年，美棉进口和国棉收购又告断绝，每周仅能维持开工3天。到天津解放前夕，库存原棉仅剩4. 4万担，只够10天之用。民营纱厂处境更差，1947年就停开了12%纱锭，产量仅为1933年的2/3，单织厂开工也仅60%。

1949年天津解放后，原来中纺一厂至六厂改为国营天津棉纺一厂至六厂。中纺七厂在1949年初部分厂房和设备焚于战火，火燎设备经整修后分别迁到棉纺二、四两厂，该厂改为天津印染厂。1949年末，天津6个国营厂和3个民营厂共有纱锭36. 9万枚，在全国各省市中居第四位。

印染工业在此期间一度恢复发展。1946^1947年，新开设染整厂14家，计有宏大、德丰、渤海、裕源、河北、瑞康、同大、方大兴记、景兴、瑞丰、同庆、同合、瑞源、鑫源，连同原有民营厂共48家，有染槽665台、烘干机80台、拉幅机59台、丝光机55台、轧光机27台。中纺公司所属中纺三厂染场有染槽36台、烘干机5台、拉幅机2台、煮练锅1台，中纺七厂染场有印花机4台(八色1台、四色2台、一色1台)、染槽62台、烘干机6台、拉幅机6台、丝光机2台、煮练锅7台。日资染业会社天津工场为联勤总部接管，改名天津被服总厂天津印染厂直属工场，改产军用布，日产草绿军布1000^-2000匹、草绿和灰色军线134捆、印花布300余匹。中纺三厂、七厂附设染场，除生产各种色布、漂布外，七厂还生产安尼林元青布和印花布。1947年两厂平均月产1. 52万余匹，1948年平均月产3万余匹。民营各厂因内战影响，原材料均极缺乏。政府对民营厂限制生产，增加捐税，各厂所需坯布由中纺公司统一配给。每厂每月仅配给十多件布，尚不敷一日之需。1948年初，能勉强开工者不足半数。 1948年底，民营厂只剩46家，且多数处于停产状态。天津染整厂直属工场和中纺七厂均毁于炮火。

抗日战争胜利后，织布业、针织业虽有发展，但由于城乡交通断绝，美国货冲击市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原因，许多小厂被迫停工。据1949年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的调查，棉织、印染、针织3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共1293象，职工1. 13万余人，平均每家9人。其中使用电力机的222家，职工2270人;使用人力机的107。家，职工9117人。可见大部分仍然是工场手工业性质的生产。

织布业包括色织及日用棉织品，大部分使用人力机，约占2/3，还有很多是旧木机。浆纱大都是缸罐、手拧、棒搅、太阳晒，冬季和雨季只得停工。利和织物股份有限公司虽建厂已20多年，毛巾机、床单织机仍有40%以上是人力机或电力木架机。

针织业至1948年底共有 178家，职工1377人。其中针织14家，职工 252人;织袜 157家，职工1074人;缝纫7家，职工51人。大多数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而且多数厂仅能生产小筒、横机针织物。在织袜业中有5/6是手摇式人力机。

毛纺织业同样处于困境。仁立、东亚和天津毛织厂等3个厂，有职工 1600人，毛纺锭 1. 18万余枚，产值1116. 6万元，主要产品有呢绒、绒线、毛毯和工业呢四类。

麻纺织业有东亚和中纺四厂麻场，两厂共有黄麻纺锭 1830枚，织机12 9 台，年产麻袋约164万条。

丝织业中的东生工厂也于 1945年归中纺天津分公司接管，改名为中纺天津丝织厂，制造人丝缎背给。1948年3月，天津41家民营丝织厂组成天津市丝织工业同业公会，会员厂共有丝织机1310多台。此外，未入会的尚有10多家10台以上的丝织厂和30多家10台以下的丝织厂。东生工厂当时有织机70台，工人120人。1948年全市共有丝织厂近100家，织机2200台，工人3000人，其中规模较大的50多家，拥有织机150。多台(其中电力提花机“0台)，工人2200多人，月产量近120万米。

发表于 2020-4-6 10:21:45

三、发展特点
4 d1 ?6 ~ A0 h4 l* G(一)日资大量投入使天津纺织工业在1940年前后达到高峰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大，民族纺织工业走向衰落，有的因经营不善而被日资收买。日资纺织企业依靠自己的政治势力迅速扩充，并占据了垄断地位。抗日战争时期，天津日商纺织厂新增纱锭24万枚，线锭1. 95万余枚，布机0. 67万余台，达到高峰。1941年以前，民族纺织工厂，如仁立实业公司、东亚企业公司，因其毛纺织厂设在英租界而受到庇护，也得到发展。租界沦陷以后，只得服从日本军事侵略目的，从事军需加工。抗日战争后期，日本资源9乏，造成天津纺织工业生产的停滞和萎缩。

(二)民族资本家发挥了经营特长
天津的民族资本纺织业形成于20世纪 20 年代。此后随着日资势力的扩展，走向衰落。但是民营纺织企业在重重压迫下，坚持发展生产。特别是织染、复制、毛纺等企业在历史上作出了一定成绩。利和织物股份有限公司的四金钱牌毛巾、毛巾被、线毯和印花床单等产品远销港澳、南洋各地。生生工厂的双生子牌线毯，备受城乡人民欢迎。裕华织染公司等的“爱国布”和东亚毛纺厂的抵羊牌绒线，也曾一度风靡华北和国内很多地区。

1936年诚孚信托有限公司接管北洋、恒源两个纱厂后，选择朱梦苏任北洋纱厂厂长。朱上任后，改革原来的管理机构，将主要劳动力由男工改为女工，并进行基本操作训练，检修全厂机器，提高了棉纱的产量和质量，不到1年即扭亏为盈。1937年朱梦苏又从日本购进设备，扩锭1. 25万余枚，并自备发电机，采用大牵伸装置，简化工艺流程，降低成本，使北洋纱厂在1936-1940年间出现一个鼎盛时期。仁立公司经理朱继圣，1932年建造毛纺厂，同年承担美商瑞海洋行驻津代理，打破了历来由外商垄断的外销路子，并不失时机地收购原料。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宋裴卿，为了使抵羊牌绒线成为有竞争力的产品，专门召集技术人员研究，同时增添新机器，选用好原料，改进操作方法，进行科学试验，终于提高了该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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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近代天津纺织工业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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